4.英国:议会的胜利

王政复辟,1660-1688年:后期的斯图亚特国王

1660年不仅恢复了君主制度,使查理二世登上王位,而且也恢复了英国国教和议会。法律上,似乎一切照旧,与1640年一样。不同之处是:深知其父下场的查理二世为人谨慎,避免激怒议会,使其走向极端;有议会代表的各个阶级饱受以往20年动乱的惊恐,心有余悸,忠君的热情一度超过1640年以前,而且更加愿意维护英国国教。

王政复辟时期,议会通过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法案,更改了土地使用的法律基础,废除了地主向国王交纳的一些古老的封建赋税。这样一来,土地所有权变得与现代的私有财产权相似,地主阶级更确切地成了有产贵族。议会废除了自行交纳给国王的封建赋税后,安排国王通过税收方式获得收入。税款或增或减,议会可以控制。这样,议会获得新的权力,政府处事也有了新的灵活性。因此,贵族清除了加在他们财产权上的习惯限制和义务,同时又支持国家向他们征税。英国贵族确是比欧洲大陆的相应阶级更愿意分担政府的大部分开支。所得到的报偿便是,在150年内,英国贵族实际独自管理政府,不容他人插手。这一期间的地主不仅通过议会管理国家事务,而且还担任各地的治安官,处理地方事务。从每个郡的乡绅中推选出来的治安官,负责判决小诉讼案件,惩治轻罪犯人,监督教区官员赈济贫民,保养道路。这个地主-治安官政权,后来被人们称为“地主政治”。

其他阶级从王政复辟中得到的现成好处就少些。1651年的航海法继续得到执行,甚至还作了补充,从而很好地保护了商业、海运和制造业的利益。然而,在其他方面,这时掌权的地主阶级对城市的商业阶级漠不关心。许多市民是不信奉国教者(过去称作清教徒),这时仍然拒绝接受重新恢复的英国国教。议会排斥不信奉国教者参加城市“自治机关”,即管理机构,禁止不承认国教的牧师在学校教书或进入距离自治城市5英里以内的地区,禁止所有未经英国国教教会批准、不按英国国教仪式举行的宗教会议,即所谓“非法的秘密宗教集会”。结果,许多中产阶级的市民发现他们要信奉自己选择的宗教,要为他们的孩子获得教育的机会(不论是初等的,还是高等的),要想通过城市自治机关参与地方事务工作或出席下院,都困难,或者根本就无法办到。原因除了上述的以外,还因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是英国国教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因为自治机关通常只选择代表城市的市民。根据思想狭隘、不切实际的鼓吹者的意见所制订的上述法律,也使十分穷苦的最下层阶级大为沮丧。1662年通过另一项专门对付他们的法案--住所法,把济贫法的执行工作分散到地方,使每个教区只负责赈济该区的贫民。这一法令如同宣判书,判处人数众多的穷人只能困在他们所居住的教区内。相当一部分英国居民因此丧失了活动余地。

但是,王政复辟后不久,议会和国王又发生争执。焦点还是宗教。当时,欧洲各地出现了许多新教徒自愿回归罗马天主教的倾向。这种倾向当然令各个新教教会感到惧怕。最令人瞩目的事例是,古斯塔夫·阿多发的亲生女儿、瑞典女王克利斯蒂娜抛弃王位,改宗罗马教会获得接纳,这使清教徒世界大为惊恐。英格兰的民族情感是强烈反天主教的。没有什么措施比反对“教皇制度”的措施更得人心;那些愚忠于英国国教的议会乡绅,惧怕罗马天主教徒更甚于害怕不信奉国教者。国王查理二世本人倾向天主教。他羡慕路易十四的极其动人的君主制度。只要有可能,他很想在英格兰也如法炮制。同议会发生冲突后,查理二世主动向路易十四作出磋商的表示。结果订立了1670年多佛密约。根据条约,查理答应参加路易十四打算发动的反荷战争,路易十四应允在战争期间每年支付英国国王300万利弗尔。路易十四还希望,查理二世不久会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加入罗马教会。

尽管这些安排的详情在英格兰不为人所知,然而,查理二世完全倾向法国和罗马天主教却是人所共知的。英国又对荷兰开了战。国王的弟弟和继承人约克公爵詹姆斯公开宣告,他皈依罗马教会。查理二世发布容忍宣言,宣告撤销反对不信奉国教者的法律。国王宣称,他赞成普遍的信教自由;不过,人们有理由害怕,他的真正意图是在英格兰提倡罗马天主教。1673年,议会实行反击,通过了宣誓条例,规定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务须参加英国国教的“圣餐”。宣誓条例重申执行反对不信奉国教者的立法,并使天主教徒无法在政府部门工作,也无法在陆军与海军中服役。直到1828年,宣誓条例都一直载入法令全书。

尽管查理亲法、亲天主教的政策在带有偏见而厌恶法国人的乡绅中,在发觉法国人越来越成其咄咄逼人的竞争者的商人中,都很不得人心,局势本来还不致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可是,因为查理没有合法的子嗣,查理的弟弟詹姆斯便成了王位的法定继承人,他是个公开的天主教徒,明确倒向法国,这使局势变得十分严重。议会出现一股强有力的动向,要立法取消詹姆斯的王位继承权。持这种主张的议员,以及那些通常对国王、对天主教徒和法国人猜疑最重的人,绰号为辉格党。国王的支持者俗称为托利党。辉格党得到伦敦的中产阶级和商人的支持,然而,主要成员却是来自上层贵族,尤其是某些大贵族。这些大贵族期望,如果国王的权力受到削弱,那么他们自己就能在管理国家中发挥显著的作用。托利党是由中、下层贵族和乡绅组成的集团,他们对伦敦的“有钱阶级”存有戒心,忠于教会、忠于国王的感情颇为强烈。这两个党(或者至少在名义上),成了英国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党派。但是,把当时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成员全部加在一起,人数也不过数千。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