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理念或者部门、群体潜在的利益，隐藏在似乎无比正确的理论背后。问题的实质是，专家所谓的“政府主导”，模糊了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行政监管，与政府直接举办、财政对卫生医疗服务全包的区别。
在理论上，强调公立医院（几乎所有服务）“回归”公益，再给政府戴一顶主导的“高帽”，要求财政——全国纳税人的钱——包下公立医院日常运营，把农村和城市基层医疗机构“打造”成“公共品”，再承担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医生的工资等全部费用，并且有“一个稳定的较高收入”——同时，与他们的服务项目、服务质量无关。这即是“补供方”，即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方。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大有大的难处。中国公立医院数量、规模、优质卫生资源都占全国的95%以上，政府很难养得起、都办得好。这不仅现阶段，而且西方发达国家也办不到，它们的公立医院一般只占50%，而且多数标准并不高。
李玲2008年在一次高层论坛上称，政府财政每年拿6000亿元投入卫生“应该不成问题”。这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进行分析。实际上，2008年，我国卫生总费用约为1万亿元，其中药费约占40%。而论及对医疗机构的监管，涉及卫生行业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医药分开、盈利和非盈利分开，涉及公立医疗机构改革等，“政府主导派”则语焉不详，或刻意回避。
他们的观点与卫生部门基本一致。
虽然“政府主导派”也直指——“医疗机构与药品营销的经济利益联系、医生处方与其个人收入的经济利益联系，都是导致医生开大处方和高价药、甚至收受药品回扣的重要诱因。药品价格居高不下，不仅加深了医患之间的矛盾，其中的利益分割还加大了医改往前推进的难度。近几年来，药品收入依然占到了卫生部门综合医院收入构成的40%以上。”（注2）认为一切根源，是“过度市场化”造成的，而市场化又是“国家财政对卫生投入严重不足”造成的。
“政府主导”派在转了一圈，痛批政府之后，提出了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要么财政养医，要么放手让公立医院高收费、乱收费的现状继续下去。这种似乎理直气壮的发难，在三十年改革的剧变中，我还是头一次听到。
好在现在多数公立医院，特别是县和县以上的综合性医院，都是盈利的。一个不需要怀疑的情形是，几乎所有三甲医院，每年总收都有数亿元，甚至十几亿元。
“貌合而神离”，绝对没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也缺少人文主义情怀，“非盈利”医院实际上多数是盈利的，从患者身上赚到了钱，甚至，不择手段。
赚钱的医院多数乐于维持现状：既有财政拨款，又有大量医疗服务和药品销售的稳定收益。一家三甲医院的院长说了大实话：扣除医院日常运营费用后，收益率可达8-10%，如果一家医院年经营额为5亿元，净收入可达4000-5000万元。
即使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往往也望尘莫及。如我国最大的药品流通企业国药集团，药品销售的利润率只有千分之几，几百亿的产值，年利润不及一家大一些的医院。这样想来，公立医院千方百计想戴的“公益性”帽子，委实有点小了。
比较麻烦的是不良的医疗卫生资产。在大医院对医疗市场无障碍的巨大吸附作用下，不少公立小医院、街道乡镇医院，处境艰窘，成为卫生部门的包袱。现在，正好统统打包，组织进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即社区或农村医疗系统，如实行“收支两线”，即在现行管理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由政府来举办或财政补贴，那就功德圆满了。
主导与主办没有厘清的情况下，过分强调政府主导是危险的，极易把行政监管、服务型政府，混同成“包办型”政府，赋予某些政府行政部门极大的权力。比如医疗机构合理支出的审定权、医疗机构运行经费的下拨权、医疗机构管理层的任命权、医疗服务和药品的定价权、基本药物生产的定点权、基本药物以及耗材和设备的集中采购权、基本药物的配送权，以及政府直接组织，由企业出资、“垫资”的药品招标采购等商业活动。如果这样，权力寻租将不可避免，以这样为原则进行改革，很有可能毁掉一批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官员。深圳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发生的腐败窝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