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西方装备不良的十几个师面对的是俄国在中欧全副武装的25个师。当被问及政府是否计划派遣“大量”美国军队来支撑欧洲的防务时，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利（Omar Bradley）将军向参议院保证（话是艾奇逊说的）：“参议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清楚而确定的：‘不’。”参议员们就用充实北约的人力问题追问艾奇逊，问他有没有打算让德国人重新武装起来。艾奇逊回答道：“我们的观点非常清楚，德国的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必须是完全的和彻底的。”
发问的一方却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的。或许成立北约意在防止西欧国家的内部颠覆？艾奇逊称发动成功的颠覆行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并说他认为美国对一场政变的反应将不会太激烈，会容忍受害国离开北约联盟。很清楚，此条约压倒一切的似乎并不是军事上的意义。
哈里曼曾评论说，如果不成立北约的话，欧洲将会“发生转向”，最终会导致“主张绥靖和中立的人占上风”。这道出了美国关于这个条约的看法的关键。一年之后，艾奇逊以同样的语调评论道：“欧洲自身的团结需要美国继续给予合作和支持。没有这个，自由欧洲将会分裂。”既然马歇尔计划正在促成欧洲经济的复兴，那么正处在其实力全盛期的美国，也得通过共同的军事制度来努力加强与欧洲的政治纽带，并对其施加政治影响。康纳利在参议院辩论中的概括言简意赅：“大西洋条约无非是门罗主义原则合乎逻辑的延伸。”
参议院以82比13的投票结果正式批准了该条约。在1949年7月中旬的一天，杜鲁门签署了条约，同时递交给国会一个为期一年的共同防御援助（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 简称MDA）法案，拟向欧洲提供1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是美国为其承担的北约义务所付出的第一笔经济代价。一份在行政部门流传的备忘录概括了共同防御援助的目的：“加强我们自己的军事工业；”通过使得各盟国储备“工业和人力资源”，“在西欧建立一个共同的防御阵线；”特别是要压制“民族主义趋势”。 但是在众议院，该法案却遭到了主张削减预算的议员的强烈反对。9月22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俄国已经爆炸了原子弹。6天之内，北约的预算便在众议院迅速通过并送交总统等待批准。
2 重新争夺欧洲
尽管杜鲁门政府在公开场合贬低俄国核武器的重要性，但是它实际上却痛苦地认识到“现在的世界不一样了”（范登堡语）。很少有美国官员预见到苏联的核试验这么早就成功了。由于这一事件与中国的陷落同时发生，美国的外交态度愈发地僵硬了。在美国研制原子弹方面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解释说：“俄国人仅仅靠威胁使用原子弹就可以影响西欧人的政治态度。” 尽管有了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对美国的决策者来说对欧洲的争夺又重新开始了。
在这场新的战斗中，杜鲁门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下令加速氢弹的研制。第二步是，美国军事当局决定建立一支庞大的欧洲常备军，而且将把德国军队包括在内。在8月份西德的第一次国民议会选举中，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获得了31%的多数选票。阿登纳是一位精力充沛的73岁老人，他早年的政治生涯在科隆市政府度过，后来1933—1945年被监禁于纳粹监狱。1949年他能够登上权力巅峰更多的是因为他在政治斗争中的残酷无情，而不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他本人没有得到多少国民的支持，但有一点他心中有数：一个恢复元气的、独立的德国只有与美国紧密合作才能够得到发展。阿登纳在其漫长生命的最后20年中致力于实现这种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