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奇逊认为最好还是由精英人物来操弄权力。这听起来很像尼布尔的想法。艾奇逊宣称，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才知道了启蒙时代的先知们关于是什么在驱动人们的想法大错特错。这些先知高估了智慧、美德和人们对经验的理解力这些因素的影响力，而低估了偏见、激情和教条所起到的作用。”还有权力的作用：“权力政治在我们这个天国没有地位，但是却在20世纪里占居根本性的位置。”权力和罪恶总是存在着的。艾奇逊对共产主义的斗争精神，他对权力（特别是军事权力）遏制罪恶的信念，以及他对传统欧洲的崇敬，都使得他与由北约条约所开启的这一新时代相得益彰。
将要诞生北约的世界正在经历快速的转变。这最明显地体现在苏联身上。西方联盟对于柏林封锁有效的反击，以及铁托对共产党情报局的反抗，都迫使斯大林开始质疑日丹诺夫的狂热。1948年4月底，日丹诺夫去世，或许是被毒死的，更有可能是因为和斯大林发生激烈争论后心脏病突发而致死。日丹诺夫的支持者消失在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中，而主张斯大林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国内经济问题上的格奥尔基·马林科夫（Georgi Malenkov）和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则在权力阶梯向上走了一步。
1949年4月，苏联开始解除对柏林的封锁。在即将以北约作为其支撑的西欧，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遭受了相当大的挫折。尽管美国经济下滑引起衰退，但是西欧的生产总值还是超过了1938年的水平15个百分点。正如杜鲁门的首席外交纠纷调停人哈里曼·埃夫里尔（W. Averell Harriman）作证时候表示的那样，欧洲的恐惧“已经不再存在，这与18个月之前完全不同。”
在这种处于变动与和缓的国际环境中，参议院开始就北约条约举行听证会。12个国家已经签署了盟约：美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冰岛、意大利、葡萄牙、挪威、英国以及荷比卢三国。它们承诺只在自卫时使用武力；并承诺特别是通过促进“各成员或全体成员之间的经济合作”，来发展“自由的制度”。第5条是核心条款：
各缔约国一致认为，针对欧洲或北美一个或多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被认为是针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因此它们一致认为，如果发生这样的武装攻击，每个缔约国……将立即单独并与其他缔约国协同采取被认为必要的行动，包括使用武力，来援助遭受攻击的一个或多个缔约国。
第11条对上述义务做出了修正，规定执行该义务要符合每个国家的“宪政程序”。这一条是范登堡和康纳利加进来的，意在牵制行政部门权力。
一开始，听证会进展顺利。艾奇逊强调“在目前”没有人打算在北约之后续上“地中海条约、太平洋条约或是其他什么的”，以此平息了一些参议员的担心。听证会在座的每个人都同意，欧洲的防务不能交给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形成了共识：北约“不仅仅是在营造均势，更是在营造优势”。这正符合杜鲁门和艾奇逊要“站在实力地位上”与俄国人打交道的政策。其实西方已经享有了这样一种“优势”，因为它们拥有原子弹。北约并没有让人们看到这“优势”增加了多少。结果是很快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甚至连政府发言人都觉得不太容易能说清楚这条约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到底在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