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者从自己的视角也指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不足，他们发现很难将科学控制与人类主体的复杂性结合起来。例如有些研究者注意到，大多数美国人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不赞同电视表现暴力内容，研究者们于是得出结论说，大众并未得到他们想要的节目。但是其他的研究者则指出，这些回答都是在私人访谈中作出的，而受访者在面对敏感问题时都会作出满足社会期望的回答。因此那些说要反对暴力节目的受访者，可能正在津津有味地看这些节目。也许这个结果只不过是人类行为的简单矛盾之一--虽然研究者们认为公众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节目，但这些受访者实际上正“需要”他们表示反对的节目！也许这有助于让他们产生高人一等的感觉，或者让他们对禁果产生一种满足感。
文化批评家常常指出，统计分析将大的问题缩减成小的变量，这些虽然很容易测量，但是它们与真实生活没有多少联系。例如对暴力的量度一直是个难题。你是否把卡通里表现的暴力也算在里面？你是不是把简单的暴力威胁也算作暴力？电视制片人迪克·沃尔夫（Dick Wolfe）在本书所附的DVD（16）中抱怨说“在某些研究中，把馅饼扔在脸上也被看成是暴力行为。”
社会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同时还包括相互矛盾的解读和因果关系等问题。
相互矛盾的解读
即使媒介研究能产生可靠的成果，这些结果仍然可能按照不同的方式被解读。例如在媒体暴力与现实暴力关系上所做的研究，通常就具有三种相互矛盾的解释50：
1. 观看暴力会导致攻击性倾向。
2. 攻击性倾向导致选择观看暴力内容。
3. 攻击性倾向和观看暴力两者都是某个条件或组合条件的产物，比如个性因素、智力、社会经济状况或家庭暴力。
对媒介研究成果相互矛盾的解读，导致了相互矛盾的理论的产生（见争议聚焦专栏“流行文化是否使我们更聪明？”）。其中最有名的是发生在宣泄理论和暴力刺激理论之间的冲突。宣泄理论（catharsis theory）的看法是观看暴力实际上能够减少暴力的发生，原因是它满足了一个人的攻击性冲动。宣泄理论来源于古典戏剧，它最初被亚里士多德用来解释观众对舞台上表演的悲剧所作出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