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国际上对中国的批评之声从未止歇，尤其是在那些争吵了数年的敏感问题上。《纽约时报》专栏评论员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Nicolas Kristoff）在最近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里对此这样解释：“我们只报道飞机失事，而不报道飞机着陆。”
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那些关于中国的不同的报道方式之间是存有竞争的。一类报道说，由于人类的天性相同，中国必然会越来越趋近于西方，迈向自由民主之路不可阻挡，所以必须持续向中国施压。还有一类则说，由于中国独有的历史与文化，专制资本主义道路最终会占上风。而我觉得，中国有一天会令我们所有人震惊。
当赛珍珠（Pearl Buck）为我们勾勒她的代表作《大地》（The Good Earth）一书的遭遇时，这个本来颇具讽刺意味的故事听起来却让人觉得心酸。这本出版于1931年3月的书为赛珍珠赢得了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但是鲁迅却在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对这本书进行了批判，他是这样评论的：“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来做，才可以见真相。”鲁迅这句听上去多少有些漫不经心的话决定了这本书在中国的命运，许多年后的1972年，周恩来总理拒绝了赛珍珠再度访华的请求，部分也是为此。一年以后，赛珍珠就去世了。一直以来，中国人对赛珍珠的画像就是：她是一位“传教士的妻子”，她生来就有一位“传教士父亲”，而两人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疏远。可赛珍珠曾在纽约发表过一次题为《何处是外国传教士之地》（Is There a Place for Foreign Missionary）的演讲，她在演讲中对身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们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如果鲁迅能亲耳听见这次演讲，他大概就不会对赛珍珠的作品有那么深的厌恶。赛珍珠也曾经勇敢地站出来为废除《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America’s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这也是美国政府通过的第一部种族主义法律）大声疾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赛珍珠一直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不同，她居住在上海时的一位友人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他曾经准确地预言了共产党在中国的最终胜利--最后却为美国的主流媒体所冷落。
就新闻的核心本质而言，它还和300年前第一张报纸被印刷出来的时候一样，并没有发生改变，即如何建构一篇对于新闻事件、人物和文化的报道。许多记者循着这一道路前行，并且最终成为了纪实文学作家。如何做出既真实可信又趣味盎然的报道，一直以来都是个难以征服的挑战，哪怕在新闻业光景最好的时候也不例外。没有哪一本书、哪一位作家的著作或者哪一所大学教育机构能够将独特的意识直接提供给我们，即便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体验生活，这样起码我们还可以梦想有一天，自己也会拥有独一无二的看待这世界的视角。
赛珍珠曾说，她学会了汉语，就像得到了独立于原来的灵魂之外的另一个灵魂，而她至死都无法与这个灵魂分离。我希望有一天，在中国的作家和记者中能够诞生第二个赛珍珠，这个人能够为中国读者揭示出一个真实的美国，就像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为法国读者所做的美国近距离观察报道一样。在我们中间如果能出现第二个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他将向我们讲述真实的英国；或者一个中国的利玛窦（Matteo Ricci），他将能带我们了解真正的威尼斯人。如果有一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能够超越鲁迅先生“最好由中国人来揭露中国的真相”的观点，那对人文学科来说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飞跃啊。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不再是一个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天朝，它真正回归到了世界次序当中。所以我希望，通过学习媒体和新闻学，你们能够真正插上想象的翅膀。
月初我去度假，中间接到《南方周末》的邀请，让我参加由他们主办的“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在飞回北京的航班上，我读到了龙应台女士在北京大学所发表的演讲，真遗憾自己没有亲临现场。她精辟地捕捉到了“中国梦”最本质、最令人动容的东西，从不同群体的角度她谈了身为一名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13亿中国人能够和应该怎样对待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和台湾民众（我猜在她心目中也包括了香港民众和海外华人）。我发现她对于一些真正令人安慰的、有力量的事件做出了回应。
刘香成
2010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