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的主权质疑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她的思想观念和商品以越来越惊人的速度传播着，跨越了人为的障碍。这些障碍是由不同的主体周期性地建立的，以期保护他们的经济、安全以及政治体制。随着从今以后不可避免地对外开放，全球化的趋势给中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华民族是历经数个世纪缓慢形成的，而且人口呈现出多样性的构成形式，不同的人群起初被遏制政策分隔开来，一些分隔要塞负责控制和稳定帝国的边境。为了确保中国整体安全，通过对毗邻地域的吞并，将这些人纳入了同一帝国。中华民族的形成进程依靠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该网络由隶属、服从、同盟的关系组成，朝廷制定的严格规则决定了它的运行方式。
在历经19世纪中期的穆斯林大规模叛乱之后，中华民族的形成进程行将结束。中国的历史中心地区被居住着异族人口的外省围绕着，这些异族人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性，但愿承认清王朝（由满族建立）的统治权。然而，三个周边地区给帝国制造了一个重大问题：在东边，台湾岛曾因《马关条约》（1895）而割让给日本，并且长久地脱离中国的统治；1933年，伊斯兰分裂主义势力企图利用日本入侵在中国制造的混乱，将新疆分裂出去；西藏承认其从属于清廷的地位，但部分贵族和上层僧侣利用清朝的衰落和英国在该地区的野心，试图让外部世界承认其"独立"。一个世纪以后，这三个省份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仍是难题，并且对北京、外部和跨国势力而言，都构成了一个战略关键。出于某些宗教或民族原因，某些政治势力心存削弱中国的崛起、破坏将这些省份团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野心。
这些运动发生在人们的身份认同危机的背景下，是建立在多种不同因素（宗教、文化、种族等）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为"恋差异癖"的基础上。那些分裂团体试图在国际秩序中崛起，并质疑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国家教育成果，他们怀疑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既得福利。一些曾在国民教育的过程中采用文化灭绝政策的统一国家，如法国（强制消除科西嘉、巴斯克或不列塔尼的文化特征）或西班牙（以巴斯克地区为例），在几十年间它们都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并且经常伴随着暴力，在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根除。美国和澳大利亚则选择了完全灭绝--从肉体上灭绝异族人（如美国的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这样就避免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因为幸存的异族人数不足并且完全处于被奴役状态。不得不提及未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犯罪手段，这是一段离我们很近的历史：在美国，除了屠杀和流放，对印第安人的灭绝采取了真正的生物战争的形式。譬如1763年美国独立前，英国将军艾姆赫斯特在匹兹堡（宾西法尼亚州）下令"在那些坏家伙（印第安人）中间散布天花"，他的副官布盖回答他已经借助受感染的被褥来传播疾病了《自杰弗里·阿赫斯特以来，18世纪北美的生物冲突》，伊丽莎白·芬妮，载于《美国历史》杂志，2000年3月20日。，直到1890年，被屠杀的印第安人达到了种族灭绝的比例。美国公民仅仅在1924年通过了关于印第安人的法律，通过将印第安青年送到远离家庭的寄宿学校达到强制性文化同化的目的。在澳大利亚，对这块大陆的原始居民--土著人的种族灭绝持续了两个世纪，第一阶段的肉体灭绝迅速被文化灭绝所代替。直到1970年，混血后代们被带离土著家庭，在白人家庭里接受教育。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类似于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在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要求一直存在，但两个世纪期间土著人累积的自卑的劣等文化之感，促使他们要求得到"和白人一样的待遇"，而不是要求保持文化差异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