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认为，北京本应该很自然地与美国这个遥远的大国结成联盟，借此来对付俄罗斯这个邻近的强国，或者对付日本的威胁。但是这一战略选择是建立在美国"对亚洲大陆没有特殊的野心"，并且"由于俄国和日本曾经趁中国衰弱的时候入侵中国国土而导致中俄、中日对立"的基础上的。然而，很明显即使美国没有殖民的企图，也就是说没有领土要求，美国的战略要求（能源和军事）以及美国散布民主信仰的热忱也构成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因此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与美国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关系。自从美国由于日本的侵华政策直接危害其经济利益而真正支持中国抗战以后，地缘政治经历了深刻的动荡，这使得布热津斯基的呼吁被集体遗忘了。卡梅隆·福布斯，一位支持中国的著名银行家，在1937年认为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前景"无比光明"，并且"中国将给予美国的贸易、工业和整体经济发展有前所未有的前景，当然是在目前的敌对状态开始之前"。
在经济领域，美国领导人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坚信美国的繁荣是建立在自由经济模式无限扩张的基础上。一个对美国完全开放的市场--在外交政策中被表述为"门户开放政策"，因为威廉·A·威廉姆斯将其称为"反帝国殖民主义"。美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与这种持续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像美国副国务卿弗朗西斯·塞耶在新政时期强调的那样，商业扩张计划是"一种工具，是为了施加美国的影响力来对抗目前灾难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对新政的负责人来说，经济的重建和美国的繁荣依赖于其他国家对美国政策的接受。威廉姆斯同时提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将"任何挑战或限制这种扩张的国家（或公司）"视作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威胁。因此意大利、德国、日本成为了美国的眼中钉，前者在拉美、亚洲与美国公司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在其发动对被美国视为其经济命脉的地区的军事侵略之前就已经被美国锁定为打击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失去了在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压倒性优势产生了关于贸易平衡的难题--美国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不足迫使它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尤其是从中国进口商品。2002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为699亿美元，而2003年更是达到了924亿美元，增长了32%！中国的"倾销政策"和人民币汇率造成了贸易逆差不断增大，但这种解释掩盖了美国经济结构的缺点，并且试图将目前美国政府在经济、社会政策上的错误嫁祸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