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七点二十分，我离开公司。
从深冬到初春的过渡几乎没有痕迹，只是天逐渐亮得早了，空气拂在脸上的刺痛感慢慢减淡，阳光从凛冽的一缕一缕变成柔和的一片一片。接触到光亮的那一刻，眼睛习惯性地一酸。这才想起前天来上班时忘了太阳镜。
地铁入口，自动扶梯带着轻微的震动往下缓缓滑行。行人和景物从我视线里平缓地掠过，耳边来回响着有规律的电子噪音，就像午夜电视节目结束后伴随满屏幕雪花点时的声音。地铁列车驶来，隧道里呼啸的风声像被压扁了一般，钻进听觉麻木的耳朵。听见语音报站的标准女声，我不自觉又下意识地在脑海中逐字逐句地反复回放服务语音，一直到下一站，脑海里换成另一段报站语音的循环。
清晨的车厢里，很多条音轨在跳动：打电话的人声，交谈的人声，粗重的呼吸声，移动电视的电流干扰声，偶尔擦破空气的咳嗽声……我闭上眼睛，轨迹各异的波形从眼前高高低低地滑过。身边的世界顿时变成了无数线条，快速地收缩又舒张，相交又分开，直朝我压迫过来。
我提前两站下了车。
因为职业病，我已经习惯了这样落荒而逃的时刻：乘坐地铁、公交、走在人声鼎沸的商场，街区……
我能够努力忽略声音的来源，却无法阻止它们钻进我的脑海不断循环。
我是一名ADR剪辑师——ADR代表Automatic Dialogue Replacement，就是在电影和电视剧后期声音制作时决定哪些对白需要补录的工作。每到不得不自我介绍的场合，我总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自己的职业：不是音效剪辑师，不是配乐剪辑师，不是混音师，不是特殊音效师，不是ADR混音师，我的工作是一句一句甄别哪些对白在拍摄时没有录好，需要演员对着屏幕上的嘴型补录，而具体执行这项录制并不在此范围之内。
这类问答的尴尬之处不在于听者常常混淆，而在于对方其实并不关心这些细微的区别，只是出于礼貌而继续问下去，做出想要了解你的确切职业的关切姿态而已。提问之前毫无兴趣，听过之后依然迷茫。
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联都是从善意的虚伪开始。
如果无法忍受虚伪，就不可能获得更多真诚。我相信这一点，却依然觉得这一切毫无意义。
这已经是在北京生活的第六年。
自从以声音为职业，我就开始明白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毫无声响的时刻。哪怕是夜深人静，听觉也会被自己内心的喧嚣占领。
每每取下耳机、结束长时间的工作，回家路上都不敢开车，更惧怕出租车司机师傅的热情搭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又总是落荒而逃。
所有声音在此时此刻都是种负担，就像在盛夏的太阳下吃火锅——我无法否认它美好的部分，却受不了如此高强度的刺激。
所幸这种短暂的不适感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消失，我马上又能像正常人一样散步，逛街，看电影，听音乐，甚至偶尔还可以持续聊几十分钟电话。
步行回家的路大约还有两公里。我疲惫又轻松地穿过熟悉的街道、公园、人行天桥、清晨还没有开始营业的商场。
寒意还很浓的初春，街边树木的叶子上都附着了一层轻薄而湿润的灰尘，朦朦胧胧地被日光描上一道边，不太纯粹的金色像晕开的水彩一样透过树叶的轮廓洒下来，在地面上投下隐约的影子。
马路上不紧不慢地塞着车，我在红绿灯前右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