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级在小学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男孩子。不满6岁时,父母就把我送入上海市宝山区月浦二小读书。那时年龄小,不懂事,学习完全是为了应付老师和父母,整天就想着和小伙伴们能再多玩会儿。上课的时候总是眼巴巴地看着操场,抱怨时钟老和我作对,上课时间走得奇慢,一到下课却飞快运转。几乎每节课都要靠想象下课后怎样在操场欢跳才能熬过。好在我幸运地生在一个开明的家庭,当其他家长从小学一年级就狠抓孩子功课,为孩子写错一个字、算错一道题而严厉批评孩子时,父亲却对我说“80分左右就行了”,母亲更是对我的成绩“睁一眼闭一眼”。父母认为为几分成绩去点灯熬油不值得。那时候,他们希望我能拥有一个丰富、快乐的童年。

上海锦江游乐场落成时,我是第一批游客,过山车坐了一回还要坐第二回。虽然每玩一次都要去排长队,但父母乐意陪着我、看着我去“冒险”。

当“肯德基”快餐刚刚登陆上海,我就有幸专门从郊区的宝山到外滩去开“洋荤”。20世纪80年代的宝山宾馆是专门供宝钢的外国专家住的,妈妈一有机会就带我进去玩。

小学二年级时,我眼睛不慎受伤,不能上课,只得在家休养。父亲就利用这段时间,带我去南京旅行。我们一起游览了中山陵、长江大桥、雨花台烈士陵园和玄武湖。游玩的时候,爸爸常对我说,好男儿就要志存高远,游走四方;妈妈也希望我能有更多机会增加见识。后来,父母还带我去过很多地方旅游,告诉我很多做人的道理。这些我当时都不能领会,但是,却在很多年后对我的人生起了重大作用。

爸爸妈妈还给我买了小手风琴,让我接受音乐的熏陶。可惜我当时没兴趣,坐不下来,后来没能坚持学下去,但毕竟在音乐方面,我沾了点儿边。现在想起来,还真要感谢他们。他们当时给了我体验音乐的机会,当发现我对此没有太大兴趣时,也没有强迫我继续学习下去。

后来,月浦二小有开拓精神的校长试验性地开设了体育班。在学校的体育班里,我如鱼得水,乐此不疲,恨不得睡觉都穿着学校的运动服。但是,当时不少家长担心孩子因为过多的运动而影响功课,甚至个别家长要求孩子转班或者取消体育班。我父亲知道后,在家长会上慷慨陈词:体育可以培养孩子积极向上的精神、吃苦耐劳的品格,因为没有人愿意在体育比赛中败下阵。没吃过苦将来难成才,现在孩子不缺吃穿,缺的是吃苦的机会,体育训练就是最好的锻炼吃苦的机会。体育班的体验和收获,远不是课堂考试多得几分所能取代的……在他的坚持下,我在体育班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

就这样,由于我的家人当时始终保持着与众不同的、独特的观念,不久我成了体育班的主力,并代表学校在多次比赛中获奖。

念到小学四年级时,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年我不到9岁,我的父母离婚了。后来我从上海转学到了成都,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转学时,我只有9岁,因为年龄小,光顾着玩,没有注意到父母的变化,也不太清楚转学的原因,以为就是父母工作忙不过来,才把我放在爷爷、奶奶家。转学时,我参加了当地学校的入学考试,成绩不好,结果被迫降低一个年级,又从三年级开始学习。好在我那时候年纪小(本来我上学就早),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降一级也和班上同学差不多大。爷爷、奶奶特别体贴我,不愿意打击我的自信心,也没有告诉我真相。我当时还以为是因为年龄原因而降了一级。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在小学留了一级。现在看来,实在要感谢爷爷、奶奶对我的爱和保护,使我当时没有受到太大伤害。

父母离婚后,父亲去了香港发展,妈妈回成都继续工作。虽然妈妈经常能来照看我,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与我的父母一起吃过一顿团圆饭,一起照过一张全家福。幸好爷爷、奶奶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宠爱,使我始终拥有家的感觉。

从上海到成都,在转学初期,我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群体。最让我不习惯的就是语言。这里从学生到老师,说话基本都带着川音,起初我简直听不懂,常常被同学们戏称为“上海老俵”,也有同学嘲笑我来自父母离异的家庭,但这些倒对我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一来老师及时制止了他们,二来我整天想得最多的还是去外面操场跑两圈,打打球什么的,其他的事情都没太放在心上,因为我实在太喜欢体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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