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普普通通的男孩子。不满6岁时，父母就把我送入上海市宝山区月浦二小读书。那时年龄小，不懂事，学习完全是为了应付老师和父母，整天就想着和小伙伴们能再多玩会儿。上课的时候总是眼巴巴地看着操场，抱怨时钟老和我作对，上课时间走得奇慢，一到下课却飞快运转。几乎每节课都要靠想象下课后怎样在操场欢跳才能熬过。好在我幸运地生在一个开明的家庭，当其他家长从小学一年级就狠抓孩子功课，为孩子写错一个字、算错一道题而严厉批评孩子时，父亲却对我说“80分左右就行了”，母亲更是对我的成绩“睁一眼闭一眼”。父母认为为几分成绩去点灯熬油不值得。那时候，他们希望我能拥有一个丰富、快乐的童年。
上海锦江游乐场落成时，我是第一批游客，过山车坐了一回还要坐第二回。虽然每玩一次都要去排长队，但父母乐意陪着我、看着我去“冒险”。
当“肯德基”快餐刚刚登陆上海，我就有幸专门从郊区的宝山到外滩去开“洋荤”。20世纪80年代的宝山宾馆是专门供宝钢的外国专家住的，妈妈一有机会就带我进去玩。
小学二年级时，我眼睛不慎受伤，不能上课，只得在家休养。父亲就利用这段时间，带我去南京旅行。我们一起游览了中山陵、长江大桥、雨花台烈士陵园和玄武湖。游玩的时候，爸爸常对我说，好男儿就要志存高远，游走四方；妈妈也希望我能有更多机会增加见识。后来，父母还带我去过很多地方旅游，告诉我很多做人的道理。这些我当时都不能领会，但是，却在很多年后对我的人生起了重大作用。
爸爸妈妈还给我买了小手风琴，让我接受音乐的熏陶。可惜我当时没兴趣，坐不下来，后来没能坚持学下去，但毕竟在音乐方面，我沾了点儿边。现在想起来，还真要感谢他们。他们当时给了我体验音乐的机会，当发现我对此没有太大兴趣时，也没有强迫我继续学习下去。
后来，月浦二小有开拓精神的校长试验性地开设了体育班。在学校的体育班里，我如鱼得水，乐此不疲，恨不得睡觉都穿着学校的运动服。但是，当时不少家长担心孩子因为过多的运动而影响功课，甚至个别家长要求孩子转班或者取消体育班。我父亲知道后，在家长会上慷慨陈词：体育可以培养孩子积极向上的精神、吃苦耐劳的品格，因为没有人愿意在体育比赛中败下阵。没吃过苦将来难成才，现在孩子不缺吃穿，缺的是吃苦的机会，体育训练就是最好的锻炼吃苦的机会。体育班的体验和收获，远不是课堂考试多得几分所能取代的……在他的坚持下，我在体育班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
就这样，由于我的家人当时始终保持着与众不同的、独特的观念，不久我成了体育班的主力，并代表学校在多次比赛中获奖。
念到小学四年级时，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年我不到9岁，我的父母离婚了。后来我从上海转学到了成都，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转学时，我只有9岁，因为年龄小，光顾着玩，没有注意到父母的变化，也不太清楚转学的原因，以为就是父母工作忙不过来，才把我放在爷爷、奶奶家。转学时，我参加了当地学校的入学考试，成绩不好，结果被迫降低一个年级，又从三年级开始学习。好在我那时候年纪小(本来我上学就早)，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降一级也和班上同学差不多大。爷爷、奶奶特别体贴我，不愿意打击我的自信心，也没有告诉我真相。我当时还以为是因为年龄原因而降了一级。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在小学留了一级。现在看来，实在要感谢爷爷、奶奶对我的爱和保护，使我当时没有受到太大伤害。
父母离婚后，父亲去了香港发展，妈妈回成都继续工作。虽然妈妈经常能来照看我，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与我的父母一起吃过一顿团圆饭，一起照过一张全家福。幸好爷爷、奶奶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宠爱，使我始终拥有家的感觉。
从上海到成都，在转学初期，我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群体。最让我不习惯的就是语言。这里从学生到老师，说话基本都带着川音，起初我简直听不懂，常常被同学们戏称为“上海老俵”，也有同学嘲笑我来自父母离异的家庭，但这些倒对我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一来老师及时制止了他们，二来我整天想得最多的还是去外面操场跑两圈，打打球什么的，其他的事情都没太放在心上，因为我实在太喜欢体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