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座位上，又合起眼睛，庆幸自己没把他的话当一回事，没去向他追问详情。然而，坐在机舱里，我心里却回味着在湖边所感受到的那股激奋。若是这个人真的知道手稿的下落，那对我不是一条很有用的线索吗？我若不去问他，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
在心中我又盘算了一会儿，最后终于站起身来，走向机舱前部的座位，在走道中段找到了他。他身后正巧有一个空位。我走回机舱后部，告诉空服员我要换位子，然后把我的行李搬到那个座位去。过了几分钟，我拍拍那人的肩膀。
“对不起，”我说，“我刚听你提到一部手稿。你指的是在秘鲁发现的那部吗？”
他显得很惊讶，随即露出戒备的神色。“对，就是那部。”他迟疑地说。
我报上姓名，然后解释说，我有个朋友最近去过秘鲁，回来告诉我有这么一部手稿存在。他松了一口气，自我介绍说，他是纽约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韦恩·杜普森。
谈话的当儿，我发现邻座那位男士露出了恼怒的神色。他正舒舒服服靠着椅背，想好好睡个觉。
“你见过这部手稿吗？”我问这位教授。
“见过部分，”他说，“你呢？”
“没见过，但我的朋友把手稿提到的第一个觉悟告诉了我。”
邻座那位男士换了个坐姿。
杜普森看了看他：“先生，对不起，我们打扰你睡觉了。能不能麻烦你跟我换个位子？”
“好吧，”那位男士说，“这样大家都方便。”
我们全都站到走道上，然后我先钻进靠窗的座位，让杜普森坐在我身旁。
“告诉我，你对第一个觉悟知道多少？”杜普森问道。
我踌躇了一会，心中盘算着如何向他说明：“我想，第一个觉悟指的是，察觉人生中有神秘的事件发生，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也就是感觉到人生背后有某种力量在运作。”
这样的回答，连我自己听了也觉得荒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