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未落，他照着桑迪的后脑勺又是一下子，桑迪完全石化了。
然而后来，桑迪觉得同伴说得一点没错，因为无论是舞池里似是而非的情深意绵，还是牌桌上乌烟瘴气的吵吵嚷嚷，都把他彻底迷住了。他禁不住眯着眼睛自言自语：“谁去上自习，那才是二傻呢！”
除了和社团成员结伴搭伙，桑迪也经常独自行动。凭着自己的敞篷汽车和好像永远刷不爆的信用卡，他发现钓个小姑娘找找乐子实在太容易了。每当他一亮出这两件宝贝，那些女孩子们根本无视他的五短身材，义无反顾地钻进了他的敞篷车，车子一溜烟开出了学校大门。什么？你问他们干什么去了？乖乖，你也是二傻啊？
我们不是在夸大其词，也不是在编“上进青年堕落记”之类的无聊故事，和桑迪类似的其人其事在我国的大学中也是屡见不鲜。许多高校误以为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的学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把农村考生的录取分数线抬得很高，而且越是地域偏远、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分数线就被卡得越高。其实这样做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因为学生进入大学后是否放松对自身要求，和高考分数的高低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和成长背景的关系也不大。
在进入大学之前，桑迪认为军校生涯已经让他明白了自律的重要性，但他明显只停留在了“明白”这个水平上。桑迪之前在军校的生活看似规律而积极向上，实际上是明确而严格的制度在约束着他，久而久之，约束感渐渐没有了，于是他就误认为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就像他后来自己说的那样：“我的高中生活非常美妙，但它给了我一种宁静的错觉。”来到大学后遇到一些诱惑，他就把持不住自己了。
这就好比养猫，我们知道猫是夜行动物，但如果你让它一出生就不曾晚上出去过，那么夜幕降临时它就不会闹着要出去。但是，如果你让它夜行一次，第二天它就还要去，否则的话它不是跟你死磕就是跟你家大门死磕。如果你关它三天，它就开始上吐下泻，作奄奄一息状，这时你放它出去，第二天早上它就恢复了“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状态，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这就是猫的天性。
通过这个比喻我想说：人作为自然界大家庭的一份子，也固有其天性。军校时期的桑迪，就是一只从未夜行过的小猫，大学校园这个花花世界，只是激发了他身上某些属于人的天性而已。任何人在他那个年龄遭遇同样的情况，十有八九也会做同样的事，因为我们都是“人”这个物种，都有着贪图享乐的天性。
但是，学校毕竟是个学习的场所，学生也理应以学习为天职。很快桑迪就被学校亮了黄牌，起因是一次物理考试。在那次考试中，有一道题目要求考生根据一系列参数测算炮弹的落地位置，桑迪瞄了一眼旁边人的卷子，觉得对方的答案是错的，可是自己又实在给不出一个貌似正确的答案。情急之下，他本着娱乐无极限的精神在题目旁边写了句话：“我的大炮出故障了。”然而阅卷老师倒也配合，大笔一挥也在旁边写了一句话：“大炮没坏，我看是你的脑子出毛病了！”
这一次的出丑，让桑迪想起了新生报到时老师讲的一句话：“抓紧时间看看你们的周围吧，毕业时你们当中将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会出现在这里。”现在看来，这还真不是危言耸听。此刻他彻底领教了学校的厉害，明白了在大学里绝对不能拿学习当儿戏。
很快，系里就为包括桑迪在内的11个困难户开设了“特别缓冲计划”，说白了就是为差等生开的小灶，桑迪尴尬地抱着书本去参加了。然而后来经过研究，他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自己选错专业了。
怎么讲呢？本来桑迪对理科很有自信，高中时的成绩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在经过了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被物理课彻底打败了，然而物理课又是冶金工程专业的必修课，既很重要，又很难学，这让他觉得无论如何都没法在系里混下去了。
他灰溜溜地逃回家，和父母商量了一下转学的事，被父母骂了一顿，于是明白了“转学”和“找父母商量”这两件事好像都不靠谱。在同学的建议下，他打通了多方关系，转到了政治学系。其实桑迪从心底里瞧不起这个专业，认为这个专业的人只会耍嘴皮子，但只要能避开物理课，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个“耍嘴皮子”专业对他来说显然更得心应手一些。
美国的大学真那么难混吗？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和我们国家不太一样，美国的大学属于“进去容易，出来很难”。他们的高中生不用每天十四五个小时泡在学校里，基本也都能考上大学。但是，美国的大学把毕业这件事看得很神圣，学生想蒙混过关基本不可能，走上社会N年后才戴上那顶小黑帽，在美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NBA著名中锋沙奎尔·奥尼尔就是三十多岁才拿到学位证书的。照桑迪在冶金工程专业的糟糕表现来看，他是铁定没法完成学业的，所以说转系也是迫不得已，否则大学四年不就白混了嘛。
然而在我们国家，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在毕业这个问题上，老师基本不和学生作对（只要你别太出格了），因为他们认为完全没必要，搞不好遇到一个心理不健全的学生因为没能毕业自杀了，这对学校社会声誉的损害就太大了。因此，大多数学校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尽量让每个学生都能凑够学分毕业——反正进了社会都要接受再教育，学校何必自找麻烦呢？于是乎，身背各种问题的大学毕业生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之中，可谓洋洋大观，无奇不有。
然而就此对高等院校们的不作为大加责备，也未免有失公允，因为许多不是由他们造成的问题，却一股脑地交给他们解决，这本身就不公平。学生自杀或杀人，难道都只是学校的责任？教育是民族之本，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这也正是教育问题复杂难解的根源，能给出一个完美解决方案的人，堪称重塑民族之魂的圣人了。
话题好像扯远了，我们还是回来关注桑迪的表现吧。转系之后桑迪的学习压力一下子减轻了很多，使得他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搞定考试，然后继续维持他的潇洒生活。三年级时，他和社团的另外三个朋友一起到外面租房住，从此更是无法无天。你问他为什么和三个人一起住？当然是为了三缺一打桥牌啦。
颓废的大学生活依旧继续着，但是很快一切都将发生变化。
1954年初春，有一次桑迪回家，正好赶上一个叫梅贝尔的姨妈来家里做客。姨妈一看到桑迪，就兴高采烈地迎了上去：“桑迪，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吧，她叫琼·莫舍，是布鲁克林大学教育学系的学生，一家人刚从加州搬来。我已经向她介绍过你了，对方同意见面。这是她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快去和人家联系一下吧。”说完递给桑迪一张纸条。
原来姨妈是来当媒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