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形成斯大林主义这个体系的新兴人物还不止这三个人。雅罗斯拉夫斯基早在1919年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斯基是在1920年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这三个人加上米哈伊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是在1921年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的。古谢夫、安德烈耶夫、基洛夫、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和丘巴尔也是被斯大林推上政治舞台的一些地方领袖或中央的次要干部。当斯大林本人表面上还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比较次要的角色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使越来越多的急功近利的布尔什维克政客们相信，他能够使忠于他的人在政治上得到好处。他的领导至少是具有这种特色的。
斯大林认为，在最初同他合作的人当中，最忠实于他的是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这两个人都不为列宁所喜欢。奥尔忠尼启则肯定说是富有力量、勇气和坚强的性格的，但是他本质上是个缺少文化、脾气暴躁、完全没有自制力的人。在他还是个革命家的时候，他的勇敢和坚决的自我牺牲精神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当他做了大官以后，他的粗鲁和生硬就盖过了其他品质。列宁过去曾经对他很有好感，这时却愈来愈疏远他了；奥尔忠尼启则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之间的不和终于爆发了，列宁建议，由于奥尔忠尼启则滥用职权，应该停止他的党籍一年到两年。
同样地，列宁对于捷尔任斯基的友善关怀也冷淡下来了。捷尔任斯基由于他深刻的固有的诚实、热情的性格和突发的力量而与众不同。他不受权力的腐蚀，但是，他的能力往往与交付给他的任务不相称。中央委员会改选时，他总是能再次当选。但是，只要列宁还活着他就没有希望进入政治局。1921年，也许是1922年，捷尔任斯基这个极端骄傲的人，用带着一点屈从的口吻向我抱怨说，列宁不把他当做一个政治人物看待。我当然尽我所能来消除这种印象。“他不把我当做组织者和政治家看待。”捷尔任斯基坚持说道。
“是什么东西让你这样想吧？”
“他顽固地拒绝接受我以铁道人民委员的身份向他打的报告。”
列宁对捷尔任斯基在那个岗位上的工作成绩显然并不满意。
事实上，就组织者这个词汇的广义而言，捷尔任斯基都算不上是个组织者。他往往是根据他自己的性格而不是根据他的工作方法把他的同事们集合并组织起来。这显然不是整顿铁道人民委员部的办法。到了1922年，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对他们的处境感到十分不满，而且心情非常不愉快；斯大林马上招收了这两个人。
1920年9月全俄党代表会议上最初提出要成立的所谓监察委员会是另一个在造成斯大林的权势中起过显著作用的党的组织机构。根据会议的决议，监察委员会是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建立的，而不是像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那样是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它有权考虑所有提出的申诉，并且“同中央委员会协商一致”作出判决，同中央委员会举行，“在必要时”“联席会议”或向代表大会提出上诉以解决某些棘手的问题。类似的，但不受中央监督委员会约束的地方监察委员会也在各州党代表大会上成立起来。尽管最初不是那样，后来这些监察委员会终于变成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所属分支机构。
在此期间，党内产生了一种微妙然而深刻的变化。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为争取党内民主的斗争已经显现出来了，它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党和工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展开的。以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为首的所谓工人反对派提出的纲领被领导集团谴责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偏向”。根据官方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个纲领要求工会以生产组织者的身份，不仅要把国家的职能而且要把党的职能也接管过来。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争论道，虽然在消费方面必须实行平均主义的政策，但是在生产方面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必须坚持采用“突击方法”。据托洛茨基的说法，这就意味着“使工会机构从属于经济管理的行政系统”；而据反对他的人的说法，这却意味着把工会转变为国家机构。列宁认为，工会应该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并且比任何时期都更应该成为一种广大的“共产主义学校”。在这次争论中，斯大林支持列宁的主张。在代表大会上还发表了一些其他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但是主要的问题是以列宁、托洛茨基和柯伦泰为首要发言人的各个集团之间的三角争论。讨论还不限于在党代表大会以内进行，在公开场合和所有苏维埃机构里都展开了讨论。
按照官方的说法，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是亲密而友善的。实际上，这两个政治人物不仅由于他们在年龄上相差10岁，而且由于他们在性格上的迥然不同而彼此相距甚远。他们二人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友谊。毫无疑问，列宁是在1907到1913年间反动势力猖獗的艰难岁月中赏识了斯大林的实际的组织才干的。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斯大林的粗暴一再使他感到厌恶，越来越妨碍他们之间的顺利合作。斯大林之所以继续秘密地反对列宁主要就是由于这一点。满怀嫉妒和野心的斯大林，处处都感觉到列宁在聪明才智和道德品质上比他高超得多，不能不日益变得抗命不羁。〔尽管程度上随时有所不同，这种不稳定的〕关系〔在所有实际工作中勉强〕维持着，直到列宁因患重病〔而不能积极参与国事〕时为止，这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赤裸裸的斗争，最后以破裂而达于顶点。
〔早在1920年春天〕庆祝列宁的五十寿辰的仪式上，斯大林就发表了一通演说，数说列宁的错误。很难说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不管怎么说，这篇演说叫人听起来那样不入耳，以至第二天，4月24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在报道这次庆祝会的消息中〕只提了一句，“斯大林同志谈到了他们在革命以前一道工作期间的几件事”，再没有别的了。然而同时斯大林又通过发表文章的形式，在一篇题为《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的一般性的纪念文章中表明，他向列宁学习了些什么而且还要学习些什么。这篇文章就其理论和文学价值而言是不值一看的。只要提一下这篇文章是用这个论断开头的就够了：“在西方，例如在法国或德国，工人政党是在工会和政党合法存在的条件下……从工会中产生出来的。在俄国却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下……形成的。”①
他的论断当然适用于英国，不过他却没有引英国作例子，但是它不适用于法国，而对于德国就完全不适用了，在那个国家里，党是白手起家把工会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斯大林对于欧洲的工人运动史还同1920年那样一无所知，因此，要想从他那里得到这方面的理论上的指导是不可能的。
这篇文章之所以有意思还不仅在于它的标题，而且在于斯大林关于列宁的全部想法。斯大林赞扬列宁首先是个组织者，其次才是政治领袖。斯大林首先提到“列宁（同志）的……莫大功绩”在于“他向孟什维克的组织上的松弛现象展开猛烈进攻”。列宁的组织计划受到了赞扬，因为他“高明地概括了优秀的实际工作者的组织经验”。
再者：“因为只是由于实行了这种组织政策，我们党才能建立内部的统一和惊人的团结，而得以毫发无损地摆脱克伦斯基执政时的七月危机，肩负起十月起义，安然地度过布列斯特时期的危机，组织了对协约国的胜利……”①
只是在这一段话以后斯大林才又写道：“然而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优点还只是事情的一面。”②接着他又转到党的工作的政治内容、它的纲领和策略上去。说一句不算夸张的话，没有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会对列宁作出这样的评价。的确，组织问题并不是政策的基础，相反地却是理论、纲领和实践形成以后所得出来的推论。然而，斯大林把组织问题这个杠杆当做基础看待却并不是偶然的，所有涉及纲领和政策的问题对于他来说，实质上永远是组织这个基础的装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