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0年起，《火星报》开始建立集中的组织。列宁是这个时期毫无疑问的领袖，他理所当然地使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老头子”退居次要地位。当时劳工运动已经在无比广阔的范围内蓬勃展开，唤醒了新的一代革命者。这一代革命者的人数远远超过列宁那一代。建党工作得到了这个运动的支持。火星派的当前任务是从各地工人中挑选一批精力最旺盛的人，利用他们来创立一个能够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中央机构。火星派的追随者为数很多，而且不断增加。但是真正属于火星派的成员，能够充当这个位于国外的中心的可靠代表的人，为数必然有限：不超过二三十人。火星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为了建党而和自己的本乡本土脱离关系。在火星派的字典中，“地方主义”是落后、狭隘，甚至倒退的同义语。宪兵司令斯皮里多维奇写道：“他们结成精干的职业革命家阴谋团体，到一切设有党的委员会的地方去，和他们的成员建立联系，递交非法文件，帮助他们建立印刷所和搜集《火星报》需要的情报。他们深入各地委员会，进行反对‘经济主义’的宣传，铲除思想上的对手，从而使这些委员会处在他们影响之下。”这位退伍宪兵对火星派特点的这种描写是相当正确的。他们是一个行止无定的机构的成员，位于地方组织之上，把地方组织当做施加影响的阵地。
柯巴没有参加这种负责工作。他起初是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党员，后来是巴统社会民主党员——换句话说，是一个影响很小的地方革命家。高加索和《火星报》以及中俄罗斯的联系是通过克拉辛、库尔纳托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保持的。把各地委员会和小组统一成一个集中领导的党的整个工作是在没有柯巴参加的情况下完成的。当时的往来信件、回忆录和其他文件已经证明这一点，丝毫没有令人怀疑的余地。这种情况对估价斯大林的政治发展是很重要的；斯大林前进得很慢，踌躇不决，还在摸索道路。
柯巴和国外中心的关系，说得更正确些是他和国外中心完全缺乏任何关系的情况，最有启发意义地说明了他的政治活动的地方性。从19世纪中叶开始，国外侨民几乎一成不变地继续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占据支配地位。由于遭到沙皇俄国经常不断的逮捕、流放和处决，由最卓越的理论家、宣传家和组织者组成的侨民是运动中唯一能够不断积极活动的队伍，因此自然而然地在运动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火星报》编辑部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成为社会民主党无可争辩的中心。不仅政治口号，而且具体指示也都来自《火星报》编辑部。每个革命者都热烈希望能够尽快到国外去住上一个时候，见见领导人，听人们谈谈，鉴定自己的看法是否正确，和《火星报》建立永久性联系，并且通过《火星报》和俄国本土的地下工作者建立这样的联系。由于国外工作而一度和列宁关系密切的弗·科热夫尼科娃谈到人们如何“从流放地和去流放地途中普遍开始逃向国外，到《火星报》编辑部来……然后回到俄国参加积极的工作”。从许多例子当中举一个来说，青年工人诺根在1903年4月从流放地逃往国外，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这样做是“为了迎头赶上生活，为了读书和学习”。几个月以后，他作为《火星报》代表秘密回到俄国，参加上述基辅越狱事件的10个人（其中包括苏联未来的外交家李维诺夫）不久以后都到了国外，后来陆续回到俄国筹备党的代表大会。关于他们和其他得到信任的代表，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写道：《火星报》“和所有这些人都积极保持通信关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阅读每一封信。我们对《火星报》每一个代表在做什么了解得极为详尽，并且和他们讨论他们全部活动的每一个方面；我们把已经中断的联系恢复起来，并且把某些人已经被捕和其他类似情况通知他们。”这些代表里面有列宁的同时代人，也有斯大林的同时代人。但是，当时的上层革命者、集中制的传播者和统一政党的缔造者中间尚不包括柯巴。他仍然是一个“地方工作者”，一个高加索人，一个土包子。
1903年7月，火星派筹备的党代表大会终于在布鲁塞尔开幕。在沙皇外交官和屈服于这些外交官的比利时警察的压力下，代表大会不得不移到伦敦去举行。大会采纳了普列汉诺夫拟订的党纲，通过了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但是在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在大会处于领导地位的火星派本身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意见分歧。以列宁为首的“强硬”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温和”派双方起初都认为这些分歧不是根本性的。因此，这些分歧引起的尖锐冲突更令人惊讶。刚刚才统一起来的党，陡然发现自己已经处在分裂的边缘。
“早在1903年斯大林还在坐牢的时候，他通过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回来的同志了解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发生的十分严重的意见分歧，他就坚决站在布尔什维克这一边。”这是按照斯大林本人的命令写的一本传记的说法。这本传记具有给党内历史学家的指示的性质。但是过分相信这种指示则未免太不谨慎。有三个高加索代表参加了这次导致分裂的代表大会，柯巴究竟会见了其中哪一个代表呢？当时他关在单独的牢房里，又是怎样会见这位代表的呢？他是怎样、是通过什么方式表达自己和布尔什维克团结一致的呢？斯大林的说法的唯一证明来自伊雷马什维利。他写道：“一贯热烈支持列宁主义的暴力手段的柯巴当然立刻站到布尔什维主义一边，成为这种主义在格鲁吉亚的最热烈的辩护者和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但是，这段话虽然说得十分肯定，在时间上却铸成大错。在代表大会以前，任何人，包括列宁本人在内，都没有提倡过“列宁主义的暴力手段”，和后来成为孟什维主义领袖的编辑部成员主张的手段相对抗。代表大会本身争论的不是革命手段问题；策略上的意见分歧当时还没有出现。伊雷马什维利显然搞错了。这也不奇怪，因为整个1903年柯巴都关在监狱里，伊雷马什维利不可能对他有任何直接的印象。一般说来，虽然他的心理观察和具体事件的回忆相当令人信服，而且几乎总是得到证实，他对政治方面的意见却不那么可靠。看来，他在了解互相冲突的革命倾向的演变方面缺乏必要的本能和素养；在这方面，他为我们提供的是根据他后来的观点作出的事后猜测。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争论事实上是在党员资格问题上爆发出来的；问题是党应当仅仅包括参加秘密组织的成员，还是应当包括一切有系统地参加各地委员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人。在讨论过程中，列宁说：“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我们决不至于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①在代表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也引起了争论。意见分歧一次也没有超出这些狭小的范围：列宁企图使党具有尖锐明确的界限，使编辑部的组成十分精干，并且要有严格的纪律；马尔托夫和他的朋友们则宁愿有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更接近一个家庭的类型。但是双方都只是在摸索前进，虽然冲突很尖锐，然而还没有人认为这些意见分歧“十分严重”。按照列宁事后提出的明确的说法，代表大会上的斗争属于“预兆”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