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通过“做强金融”来改变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垄断格局，以强化我国自己管理财富的主动权和提高专业化能力。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最终目标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充分体现了国家重视“金融发展为产业资本和个人财富提供可持续和稳定的增长源泉”这一大国的发展战略。尽管这方面的目标实现确实让人感到“任重道远”，但是目前中国政府则是通过参与或推动更广范围的国际金融合作，来弥补自己眼下“单薄的金融力量”的缺陷。
三是通过“做强金融”让我国的投资团队和优质企业“走出去”，以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利用效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人口红利优势的存在和制造业的集聚以及规模效应的发挥，国际舞台上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还会继续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创造更多的财富价值。而这些财富价值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由人民币这一国际货币的新成员所替代。因此，如何使用和管理好我国的美元外汇储备、保证有效的技术引进和生产资源的稳定供给，从而为我国企业的做强和大众消费质量的提高贡献力量，这可能也是当前“做强金融”所需要考虑的最紧迫的课题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政府现在所推进的上述这些“后危机时代”的大国发展战略，是在尝试第一个吃螃蟹的滋味。因为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时间，而相关的汇率和利率却暂时还无法完全市场化，但为了尽快站上产业链的价值高端（上游和下游），“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是不可或缺的，那么，这类尝试会不会出现由于我国自身抗风险能力的衰落而遭遇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东亚有很多出口导向的国家和地区，但即使是日本和韩国，也没有摸索出一个与制造业相匹配的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运行模式！1997年的东亚危机和日本20世纪出现的金融泡沫破灭，都说明它们尝试发展金融来支撑制造业的战略以失败告终。美国则干脆把大部分制造业都移到了海外适合标准化生产的国家和地区，努力维持本国创新和金融共同发展的匹配增长模式。今天，美国的“苦恼”是技术没有跟上、金融没有稳定，所以，奥巴马政府只能用增加国内投资和积极出口的短视行为来间接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转嫁国内大众由于就业和生活环境恶化而滋生的对现任政府的抱怨情绪。
除了“供给瓶颈”要素外，还有一类制约中国人口红利产生有效市场的“需求因素”。事实上，导致中国今天市场内需不足的障碍主要有三个：一是有消费愿望但没有消费能力，如今通过发展村镇银行扶持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方式来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正是释放这种消费能力的关键所在；二是有消费能力但不愿消费，如今通过深化金融体系建设以确保社会保障和福利资金的正常运营，正是解决中国居民过度金融投资问题的关键所在；三是有消费能力也有消费愿望但无法实现他们所渴望的消费方式。今天，常常能看到中国的富人们在海外市场潇洒走一回（走几回都有），他们在海外对名牌产品的“慷慨消费”让西方人都大为惊叹，可是，这种消费并没有能给中国本土企业和中国消费者带来利润和就业增长的良性循环。即不能够实现健康的收入再分配格局—— “富人们”给为他们服务的“穷人们”带来更多的财富，以提高全民整体的有效需求。也就是说，这部分没有后顾之忧的“富人阶层”今天选择的消费产品，在中国市场常常是无法得到满足的。这其中有我们的金融体系扶持创新类企业不足的问题、厂商产品定位不准确的问题、我们自身品牌不过硬的问题，也有我们产品的诚信不到位的问题等。当然有些消费品的供给虽然能够实现，比如高档的住宅楼，但这种对两成富人的高档住房供给可能会带来八成中低收入的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而解决不好后者的问题，不仅内需不可持续，而且还会破坏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寻找没有负面影响的刺激富人消费的模式是中国目前这种特有的经济结构下必须接受的一个重大挑战。它比单纯地向富人征收高额的税收，比如开征遗产税（产权没有明晰的情况下很难操作）的效果会更快一些，毕竟很多富人在原始积累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正是其中一批批当初的企业家的努力才推动了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于是，提供富人想消费的东西而又不会增加其他人的麻烦，是中国新增就业机会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共建的上海迪士尼乐园也许提供了解决中国富人消费模式和缩小中美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双赢”范本。
总之，克服上述“中国国情”所带来的种种困难，重视“做强金融”的“中国战略”，是中国经济在“后危机时代”转型过程中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迫切需要决策部门、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生产单位和研究机构共同探讨出适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大国增长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