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9月，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帝国崩溃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开始关注与这场金融风波有紧密关联的三大类问题：一是全球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发展的严重失衡在客观上给美国金融机构带来了金融创新滥用的外部环境；二是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不断推进的国际分工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严重失衡”问题；三是一国（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强的外部“溢出效应”，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就会使得其他国家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遏制。而且，这三大类问题互相之间又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由于各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对这三大类问题的性质诠释和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就非常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出现“针锋相对”的冲突局面。
2009年11月，奥巴马出访亚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想在目前存在的“认识冲突”中寻找亚洲所能接受的“共赢”的解决方法。甚至，在某些暂时存在的与美国经济利益相“冲突”的问题上，奥巴马可能会“软硬兼施”，迫使中日政府能够作出实质性的“让步”。笔者认为，中国政府会采取不卑不亢的应对姿态。事实上，在“狮城”新加坡开幕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政府都向来访的奥巴马发出了继续倡导“自由贸易”理念、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心声。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在这场危机中还意识到了自己在某些关键问题的处理上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更意识到改变对外依赖经济增长模式所需要的健全、深化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所谓“被动”的局面，可以从我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与上述三大类问题的关系中发现，它也主要体现在相对应的三大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积累了宝贵财富。但因为自身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我们无法在贸易和投资规模做大的基础上，让货币参与到财富积累过程中，从而导致我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外贸易和外商在华的直接投资，给我国带来了世界第一的美元外汇储备，却也在客观上让我们失去了管理自己财富的国内舞台。另一方面，因为我国人才和经验的缺乏以及美国政府的投资限制，造成我国管理外汇储备的方式非常单一——要么购买美国国债，要么购买华尔街大名鼎鼎的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信用级别”最好的金融债。而在危机面前，无论是哪一种投资方式都让我们失去了活用财富的主动权，只能投资美国流动性最强、收益最低的“安全资产”。今天，因为金融危机——华尔街“倒塌”、美国政府“救市”急需用钱而无法有效地偿还对外债务，从而使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失去了“流动性”。
其次，世界经济失衡是各国经济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只要经济全球化能够给世界带来比“锁国经济”更多的财富，那么，世界经济失衡就不可能在这种有效的“国际分工”市场格局下消除。在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今天，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内需市场的培育，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已刻不容缓。若想在现有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去真正解决这类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没有强大的金融体系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产业结构的转型意味着我们要开始迈向高附加价值的技术研发和服务开拓领域，它们不像制造业那样具有标准化的特征，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需要一大批专业化的人才团队和不断深化的金融市场以及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创新产品支撑。在这方面，我们的“转型成本”——从制造业向技术研发和服务业转变的过程，比美国现在为摆脱危机所承担的“转型成本”——从金融业向制造业“回归”的过程要高得多。
最后，由于中国经济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的过度开放和金融资产价格的自由波动都会影响中国有限的资源的配置方向，再加之利率和汇率对制造业而言是金融资源的要素价格，和原油、铁矿石一样是“生产成本”，会直接影响到处于技术低端的中国产业在国际舞台上的价格竞争力。在没有充分的内需市场来支撑中国企业的就业水平和财富创造能力，同时也没有强大的金融体系可以作为分散风险的后盾的情况下，贸然去加速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自由波动以及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都有可能会断送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带来的成果。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汇率（利率）的刚性和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的紧密程度，使得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走出这种被动的受外部“货币政策绑架”的格局，需要我们有一个自主的货币体系和与之配套的强大的金融体系。否则，经济景气的时候，大量投机资本的流入所带来的越来越严重的“外汇占款”问题会加速资本市场的泡沫，产生国内“滞胀”的风险；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为了寻求像美国这样拥有“货币主导权”的国家所提供的“避风港”，大量的资本外逃会导致我国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甚至会发生金融和经济的“双危机”状况。
如何面对上述“中国国情”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去做强最为关键的金融产业，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走出“被动”的局面，已经成为“后危机时代”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课题。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目前正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付诸行动，努力探索增长方式“良性循环”的有效机制：
一是通过“做强金融”来提高我国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改变过去中国因为缺少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自主品牌、国际认可的专利等“撒手锏”的“拳头企业”，而在国际商务中无法争取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定价权”、“谈判的主动权”和“货币主导权”这样尴尬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