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过奢侈品牌？要回答它，应该先弄清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邻居日本就可以？也许您没想到，后者的答案就体现在炒股必用的一种技术工具——K线上，而这又和日本的一个历史人物有着极大的关系，他就是幕府将军德川家康。
在日本的战国时代，比起另外两位风云人物——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要显得更有城府。他在江户设立幕府之后，就建立了一种“轮住”制度，要求各诸侯大名除了按惯例把家眷留在江户作永久人质之外，大名本人还要每隔一年就到江户住上一整年。其目的是为了监视并控制大名，防止他们闹事。但也有学者认为，德川家康这么做，还有另一层考虑，那就是要尽量消耗诸侯们的钱财，让他们即便想起事也力所不及。
这位幕府将军当时是否真的这么想，现在谁也不知道。但每两年一次大队人马从领地到江户的往返费用，确实耗费了诸侯们大笔银两。本来，例行的朝觐完全可以轻车简从。但诸侯们实在太爱讲排场了，非要大张旗鼓、浩浩荡荡不可，而且行进缓慢，耗时甚久。其开销之大，是不难想象的。
既然路途上都那么讲排场，到了江户之后自然也不例外。来自各领地的大名及其家眷和家臣，在江户的住处都挨得很近，这些贵族们终日无所事事，锦衣华服，互相攀比。于是乎，奢华消费之风日渐隆盛。单和服一项就所费不赀，每有新款面料上市，他们一定赶做新衣，不落人后。身为贵族，当然要用最高级的丝绸和最好的印染，而且不同季节和场合，要穿不同款式的和服。因此，当时的江户就产生了专为贵族服务的高级绸缎庄，如三越、高岛屋等，它们就是现在的同名高级百货公司的前身。
看来德川家康的方法确有奇效，这一行一住的开销，很快就让大名们入不敷出了。可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贵族们即便手头再紧，外表也不能露怯，排场都还得撑着，于是他们便只好寅吃卯粮。当时的日本，是一个以稻米为财富标志的国家，诸侯们唯一的财源就是他们的领地上所出产的稻米。为了应付开销，他们便开始以“米票”的形式预售下一季的稻米，日本人为此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空米”。
其实，在德川家康掌权之前，空米交易就已经存在了。极具商业才华的丰臣秀吉，把大阪建成了一座经济繁荣的城市，使那里成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米市。到了德川幕府时代，江户的贵族们所开出的米票，在兑现之前就可以在大阪的米市上转让。随着贵族们对现金需求的日益增加，开出的米票越来越多，空米交易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
大阪的交易商们为了准确掌握米票的价格走势，便以蜡烛图的方式来记录每天的各项价格(开盘价、收盘价、最高最低价等)，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的分析预测方法，这就是后人所熟知的“酒田战法”，它成为了当今股市中K线派的理论基础。今天的股民们也许想不到，他们每天都看的K线图，竟是源于400多年前一位日本政治家的谋略和一批贵族的奢靡。
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维持了将近280年的和平，使江户发展成为一个人口众多、商人聚集、商业活跃的都市，这一切至少部分地得益于轮住制度。正因为有了轮住制度，原本待在各自领地的贵族们才聚到了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消费圈子，换个当今时髦的词儿，这叫“具有归属感的消费阶层”。他们彼此交流，互相攀比，虽然耗费了钱财，却也提升了品味。
由于日本的世袭贵族制度一直延续到“二战”前，因此，这种讲排场、好攀比、爱消费的习惯也持续了好几百年。虽然这个圈子非常封闭，但作为最令人羡慕的阶层，难免不为外界所窥探与模仿，并对社会产生影响。我想，日本人所特有的品味精致、追求极致的民族性格，也许就根源于此。有了这样的消费阶层及其示范效应，才有了滋生奢侈品牌的土壤。看看法国，如果没有当年的宫廷、贵族及上流社交圈，又怎么会有今天的奢侈品产业呢？再看看现在巴黎满大街的日本人，每天下午巴黎高级面包店前排队的人中至少一半的东方面孔，上前一问，都是日本人，不是常住巴黎的，就是来旅游的，还有爱马仕(HERMS)打折时“打飞的”专程赶来的日本人……所有这些场景，应该都有其历史根源吧？
现在让我们来看本文开头的第一个问题吧。与日本德川幕府同时期的中国，当时是明万历至清道光年间，彼时中国的各项实力均远强于日本。尤其自康熙以降，清廷更是举世公认的最有品位的皇室，再加上聚集在北京的数不胜数的王公贵族和旗人。要说那土壤，我们可比隔壁邻居肥沃多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今天的差距呢？
日本的工业化起于明治维新，这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起点。大约就在同时，中国的光绪帝所要进行的改革，其实与明治天皇几无二致，但结局却大相径庭。毁了光绪帝的改革理想，同时也毁了他一生的，就是他的亲姨妈慈禧，对于这段历史，相信每位国人都了然于胸。但未必每个人都能意识到，伴随着清朝的衰落，中国的贵族阶层也日渐萎缩并最终消失，中国最有品位的城市平民阶层——旗人，也沦落为文艺作品中的“败家子”形象而受尽嘲笑。自此，国人有谁还敢坦然地沉溺于声色犬马？而失去了有品位的阶层，又何来滋生奢侈品牌的土壤呢？
有意思的是，中日历史上的这一男一女两位政治人物，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自己国家未来消费产业的发展，而出发点最终都归结于两个字——权谋。不过，相比较而言，慈禧的影响面显然要更大一些，由于她一手扼杀了中国的百日维新，等于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宽松的竞争环境，使得日本在近代东亚国家的竞争中得以胜出，也让自己的国家在近代化进程中彻底出局。我想，如果我是日本人，应该会感激慈禧，假如没有她这根搅屎棍子，又怎会有中国的积弱不振和日本的快速崛起呢？
记得几年前，我曾问过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刚刚回国的中国白领女性:“日本人究竟如何看待中国的慈禧？”显然她没明白这个问题背后的逻辑，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她当时的反应: 错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