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有些事情是潘菊民能够或者愿意坚持下来的。在跟着潘先生去过一次东中市的“中和楼”书场以后，潘菊民自己又去了几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潘菊民去的那些地方就连评弹老书客潘先生都没去过。他去宫巷的“桂舫阁”，他去石路湖田堂的“引凤园”，他去临顿路的“清河轩”，他还去道前街的“雅仙居”，去葑门横街的“椿沁园”，去山塘街的“大观园”，去濂溪坊的“怡鸿馆”，去热热闹闹太监弄里热热闹闹的“老意和”……他游荡在这些嘈杂的三教九流不断的书场茶楼里面，就像一个虚幻的、若有似无、可有可无的影子。
有时候，潘菊民和常与上帝说话的妹妹潘小倩分别从书场和教堂回来，两个人在昏暗的楼梯间遇到，彼此都觉得对方就像一个身上裹着紧身隔离衣的晃晃悠悠的影子。
当然，很多时候，爱情其实也是这个世界上穿了隔离衣的晃晃悠悠的影子。有一些爱情是天生的。无法解释的。要不就不是爱情。所以说，潘菊民第一次约了童莉莉坐在灵岩山半山腰的时候，两个人几乎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就不说。不说也不要紧，因为其实心里全都知道。于是就看看天上的云，山腰那里的树，树上停着的鸟……心里是甜蜜着的，脸上还不能露出太多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脸上和心里的并不那么一致，并不那么和谐。这样的事情总是难免的。即便在一个满世界都是兴冲冲的春天里，总也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的。总也会有人心里怀揣着悲哀的。只不过有些悲哀别人看得到，自己说得出来；也有些悲哀别人看不到，所以说出来了也没有人相信。当然也会有一些自己也说不清楚、或者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总是会有些稀奇古怪的荒唐事情发生。
童莉莉就一直在想着这样的一桩。昨天下午报馆里又开了个大会，大会之后紧接着还是一个小会。大家讨论的时候和平时一样兴致盎然，并且还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气愤。确实是一件让人感到气愤的事情。邻近一个小县城医院的江姓女护士和赵姓男医生谈起了恋爱。坏事跟着好事来，男医生是因为情到浓时恍惚迷离而在工作上犯了错误呢，或者还是本来就有疏忽，而雾气一样的情感再次加深了这种疏忽……他也没得到什么人的批准，就糊里糊涂地超出制度用药为女护士治病。总之，他是犯错误了。负责调查男医生错误、并让他深刻反省的有三个人。他们每天都要在确定或者不确定的时间与男医生进行交谈，有时态度温和，大部分时间则冷静严肃——
“你知道自己犯错误了吗，赵××同志？”
“知道，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
“你愿意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吗，赵××同志？”
“是的，我愿意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
交谈基本上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问得确切，答得诚恳。但很快，问话的航船就在一块暗礁那里搁浅了。
“赵××同志，你和江××同志睡过觉了吗？”
“……”
“赵××同志，你和江××同志睡过觉了吗？”
“……这和我的问题没有关系。”
“请你认真回答这个问题，赵××同志——你和江××同志睡觉了没有？”
这个循环往复并且暂时得不到解答的问题，在接下来的清晨、正午、落日时分甚至深更半夜，又触目惊心地摆在了那位可怜的女护士面前。
“江××同志，你热爱党吗？”
“我热爱党。”
“你热爱毛主席吗？”
“我热爱毛主席。”
“作为一个爱党爱毛主席的好同志，就应该把革命队伍里的坏人揪出来。”
“……”
“江××同志，赵××是不是把你强奸了？”
“……我和赵××同志是在谈朋友。”
“江××同志，你要非常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赵××是否打着谈朋友的幌子把你强奸了？”
“你再不坦白，我就叫医生检查你，开除你，叫你坐牢！”
后来那位走投无路的女护士是如何如实招供、或者无中生有地——“某年某月某一天，赵××给我安眠药片吃，我吃后无力挣扎，被他强奸了。”——反正是白纸黑字，口说有凭，说出来的事情就是可能存在过的事情，而只要是存在过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想得到、或者真是想不到的区别。不过确实没想到的是，一个对不起党和毛主席的人会如此脆弱，那位名叫赵××的男医生在得知此事后竟然服毒自杀了。当然，坏人总是死也不会死得那么容易，他自然是没有死成。没有死成还不算，男医生被洗胃灌肠一阵折腾以后，糊里糊涂地被判了五年徒刑。想想也是，即便是跳进河里想死的落水狗也是落水狗，也是要痛打的。但更没想到的是，一个热爱党和毛主席、并且已经把坏人从革命队伍里揪出来了的人也是脆弱的。那位名叫江××的女护士不知在什么地方动摇了立场，她也不想活了。她倒是没有服毒，她跳井——上帝真是没有眼睛，就连她那么热爱的党和毛主席也没有看到、关心到这件事情——她死成了。一个把坏人揪出来的、受了迫害的好人就这样死了。
最没想到的事情往往就在最后。一个小城的下面有一个更小的县城，县城里有医院，医院里有男医生和女护士；那么同样地，一个小城的下面有一个更小的县城，县城里除了治病救人的医院，还有惩恶扬善的法院。法院里一定有这么一个或者很多个法官，他或者他们，把已经觉得生不如死的男医生救活了，然后又给了他整整五年的没有自由的“活着”。
现在，他们要对付同样觉得生不如死、并且真的已经死了的女护士了。
女护士既然已经死了，自然不再能够治病救人，甚至也无法更确凿地证明她和赵××睡过觉，并且还不是你情我愿那种一般的睡觉，而是或许存在过、但或许也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的一种事实：强奸——但要说办法总是有的，既然大家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人虽然死了，但物质还暂时不灭。尸体还在那儿。在已经密封了的棺材里。连心也是党的，那么身体又算什么呢。所以棺材也是可以撬开来的。当然是在有点月光的晚上，夜深人静，好人坏人都已经睡着了的时候。在白得没有内容的月光下面，把棺材打开来，把那可怜的、被井水泡得发肿的人儿拖出来。既然是验尸，那裤子自然是要脱掉的。外裤脱掉了，内裤接着也要脱掉。接下来就要仔细地看一看了，看一看这个女人的生殖器官有没有被人动过；看一看是第一次动过，还是不止一次地动过；当然动没动过是看得出来的，但动过一次还是动过几次这就看不出来了；照理来说被谁动过也是看不出来的，但这件事情既然事实上说明不了问题的全部，那就得使用想像、推理以及判断了——如果这几种方法还不足够，那自然还有更唯物主义的方式：一个女人躺在地上，死了。虽然死了，但在她的肚子里还盛开着一团花朵。如果花粉曾经通过昆虫或者微风，落到了它最终应该落下的地方，那么果实就一定在孕育之中。
是的，方法很简单。而他们也恰恰正是这样做的。检查完女护士的生殖器后，手起刀落，他们剖开了女护士的尸体，取出了最终的物证——能够检验果实是否存在的女人的子宫。
传说总是有点邪门的。有一个细节是说，那女护士被人从棺材里拖出来时眼睛里流出了一滴眼泪。还有很多其他的细节。虽然类似的说法有很多并且各不相同，但是善良的人总是容易被煽情的。后来，这件晚上取出女人子宫的事情不知怎么给新华社知道了，并且不知怎么的给赶紧报道了出来。如果用时间定律来衡量它的话，就是说，这件外科医生同时参与的事情已经成为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新闻事件。很多和童莉莉一样的普通人从报上读到了它，在每周固定的学习时间围成或大或小的圆圈讨论着它。这件荒唐的事情，这些和我们欣欣向荣的新时代格格不入的败类……用我们报纸上的话来说就是——“××××××是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严惩这些罪犯是完全必要的。”
在没有成为旧闻或者不闻的新闻里面，更多的自然是与这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春天完全吻合的人和事。接下来，大家又一起再次学习了北京全体工商业者写给毛主席的报喜信。那真是窗外喜鹊一样的声音呵，“公私合营了！”“公私合营了！”欢欣鼓舞，喜气洋洋。还不只是纸上写的。喜鹊蹦跳在马缨树上，而马缨树的下面远远走过来一行队伍。走在前面的那个女人美目细长，神情委婉。长得真有点像常去教堂的潘太太。脚也是不大不小的，不是天足，却也并非金莲——当然，她不是潘太太。潘太太长得永远像一幅画，一幅连忧伤都完全静止了的画。潘太太旗袍的袍边、领口、袖口永远压着那么宽的滚花锦边，宽得能让一个活生生的人活生生地倒在地上……走过马缨树下的女人可不是这样。她手里挥舞着一面巨大的红旗，铺天盖地的红色掩盖住了她的衣服、裤子、鞋子……在时大时小的细小雨滴里，只看得见一面鲜艳的红旗在前进、前进、再前进。
这可真是一个奇怪的春天。天地万物涌动着很多简直却无法解释的力量。就说走过马缨树下的这个队伍吧。大家告诉童莉莉说，这几天上海有几十万人冒雨游行庆祝公私合营。游行的人太激动了，激动得像沸水一样溅出了锅来。那几十万人分出了很多支流，到处走。大部分在上海市区走呵走呵，走呵走呵。他们走了那么多的地方，走了很长很长的浙江路、福建路、西藏路、广东路、南京路、延安路；走了很短很短的太平路、卡德路；他们甚至还走到了劳勃生路戈登路这种荒凉偏僻的地方。在劳勃生路大自鸣钟旁边的一家成衣铺楼上，一个穿旗袍的女人突然尖声大叫了起来——“×××！”——“×××！”她显然是在游行队伍里发现了熟人，于是顶着一头鬈发，从一条条彩色丝线粘着的通铺面的上端竹栏上探出头来……当然了，这种细小微弱的声音是不可能听得见的。更是不可能阻碍到队伍的行进的。走到半路的时候雨下大了。雨水点燃了激情。很多人手挽起手来，手挽着手说要走到北京去！去见毛主席！当然了，说是这样说，但要走到北京见毛主席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还真有很小很小的一个支流，他们真的走出上海了。或许他们是沿着铁路走的。也可能是沿着公路。更有可能他们激动得连铁路和公路都分不清了。就是这样走呵走呵，不知不觉柳暗花明，不知不觉小桥流水、人家枕河。晚上他们就在苏州桥边檐下睡了，听到远远的有叫卖菱藕的声音……一只铺满绸缎的花船漂过来……等到梦醒以后他们再次举起了旗帜，捧起了鲜花。第二天他们甚至还在观前街化妆表演了两个节目，叫做“新三代”和“老三代”。
“老三代”这么唱：
祖父拿着算盘来，儿子提着鸟笼来，孙子挽着讨饭来。
“新三代”当仁不让地和上去——
祖父读着“社会发展史”，儿子捧着“公私合营申请书”……
孙子是少先队员，心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阵哆嗦，把手里的一只和平鸽也放跑了。
那天苏州城里提着鸟笼出门的人可能真是不少。起码潘菊民的父亲潘先生就是其中一个。
潘先生提着鸟笼在盘门的城墙下面坐了一个上午。笼子里关着一只成年的黄头牡丹鹦鹉。前几天它和另一只新买的灰头鹦鹉打了一架，舌头下面划了条口子，流了不少血。或许是由于这个伤口，但或许其实就是情绪低落的缘故，牡丹鹦鹉已经一整天不吃东西了。有时它还勉强喝点水，有时它简直连水都不愿意喝。于是儒雅和善的潘先生便吩咐轻柔安静的潘太太，把煮熟的小米粥碾碾碎，放到鹦鹉的餐盘里去。
然而这个上午鹦鹉还是不吃东西也不喝水。中午潘先生回家吃饭，下午又提着鸟笼出来。鹦鹉的餐盘里换了潘太太新煮的小米粥。但是鹦鹉没有任何变化，仍然不吃东西不喝水，也不碰一碰盘里的小米粥。
潘先生觉得那只鹦鹉可能快要死了。
就在几天以前，潘先生也在报纸上看到了那封写给毛主席的报喜信。看完以后他把报纸放在了餐桌上。当然了，登着那条消息的版面是朝上放的。这样潘太太收拾屋子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这样潘菊民晚上从潘先生的那家“潘记中庸银行”上班回来后，听了会儿唱片、再踱步到院子里的紫藤树下看了会儿月亮以后，坐到餐桌前吃些点心的时候就会看到它；当然了，即便潘先生不把报纸的那一面朝上，潘菊民白天在银行里就可能知道这件事了；即便是从不上班、只是定时去医院接受肾病治疗的潘小倩也是会知道这件事情的；这样的大事情早晚所有的人都是会知道的——更何况，这些日子以来像这样的大事情还真是不少。上个星期，潘先生和潘太太去教堂做礼拜时就出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过程和原因虽然还众说纷纭，但它的后果却已经相当明确了——
喏，这其实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但是这个星期天，潘先生和他仍然穿着旗袍的潘太太却去不成教堂做礼拜了。
他们还得到了一个通知，说前几天这个教堂被一家糖果厂租了下来，很可能要成为堆放原材料的仓库。也就是说，下个礼拜他们也去不成教堂了。
潘先生和那只不想吃饭的鹦鹉坐在城墙底下的时候，突然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他觉得这辈子他可能再也去不成教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