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觉得,橙色女孩跟哈勃望远镜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或者,至少跟宇宙或者太空有关。我父亲写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是它们让我产生了这些想法。我翻到前面一处,又读了一遍:“她只是紧紧地、温柔地握着我的手。我们仿佛失去了重量,在太空中漂游;我们仿佛畅饮了星际牛奶――我们拥有了整个宇宙。”
难道橙色女孩来自另一个星球?反正故事中已有暗示:她可能来自一个不同于我们的世界。或许她是乘“飞碟”来的?
我捧着父亲的信,开始继续往下看。
从圣诞节到新年这期间,我没有做出任何找寻橙色女孩的努力。圣诞节的祥和气氛笼罩着一切。到了一月,我又开始行动。为了找到她的芳踪,我尝试了上百次,可一次也没成功,所以我也没啥好说的。
四月底的一天,我发现我的邮箱里有一张精美的明信片。那是星期六,我到胡姆勒去看望父母。也就是说,这张明信片没有寄往我宿舍所在的阿达姆斯图――我当时和古纳尔住在那里。但它确实是寄给我的。
现在你听我说。卡片上是一个童话般的橙树林,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PATIO DE LOS NARANJOS,大意就是“橙园”――这点西班牙语我还看得懂。 我把卡片翻过来。邮戳上的地点是“塞维拉”。明信片上只有一行字:我想你。你能再等一等吗?
此外就什么也没写:既没有署名,也没有发信人地址。可卡片上绘着一张脸。那是她的脸,乔治。这画看来很像是一个艺术家的手笔,甚至是一个大艺术家。
这张卡片令我深感幸福。我的大脑源源不断地分泌出一种物质,我们医生把它叫做“内啡呔”。这种近乎病态的幸福状态,有一个专有术语与之对应。于是,我们医生便把这类患者描述为“亢奋”的。我此刻就处于这种状态。因此,“亢奋”的我就跑到我父母面前。他们当时都坐在花园里。我冲进去大声告诉他们:我要结婚。我解释说,我打算结婚了。
橙色女孩已经暴露出,她知道我的名。可现在我才发现,她居然还知道我姓什么。这还不够,乔治。她虽在隐秘的“橙子国”里,竟然连我父母在胡姆勒的地址都一清二楚。对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太妙了,反正这是一个绝妙的想象,不管人们怎样去解释这个谜,那都无关紧要。可难道这种感觉不是有些苦涩吗:她去了西班牙,事先对此却滴水不漏。在那个魔幻时刻,在我们手挽手地走向王宫公园的时刻,就在圣诞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灰姑娘必须跳上马车回去,否则马车就会变成一只大南瓜。
接下来,我逃了几天学。我向父母借了一千克朗,买了一张飞往马德里的机票。到了马德里,我在一个老熟人的叔叔家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便飞往塞维拉。
到达塞维拉才半小时,我就已经漫步在橙园里了。它坐落在塞维拉的主教座堂背后,是一个漂亮的、有围墙的园子,几乎就是一个标准园林:园中的树木果实累累,一行一行整齐地排列在那里。
可是,里面却没有橙色女孩。也许她只是到这个城市里来作短暂停留。但我想,她肯定会再来这里……
我开始尽量理智地思索。我试图告诉自己,我不能指望,立即就遇见她,甚至在最初的几天都不可能。因此,我在园子里只呆了三个小时。离开橙园时,为了稳妥起见,我在园子中央的喷泉边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也想你。不,我一点也不能等了。”我在纸条上压了一块小石头。
我没有署名。我甚至没有写明,这张条子是留给谁的。可我用线描在纸上勾勒出我了的面孔。它跟我的样子绝不相似,可我相信,要是橙色女孩看了,一定能明白,上面画的是谁。她肯定会回到这里来。她肯定会回来收取邮件的。
我把字条压在石头下,然后便来到城里。大约过了半小时,我猛然惊惶失措地想起,我可能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