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势力介入世俗政权也要一分为二，它也和世界上任何事务一样，有一弊就总有一利。这一利就是，宗教势力也可以成为社会稳定甚至民主发展的一种力量，这一力量来自于其对王道的制衡作用。（提要）
野狐禅兄在评论里说：“纵观历史，参禅悟道，多是闲情逸志之人所为之事，于臣，如苏东坡所处的北宋；于君，如魏晋南北朝的佛教盛行。算起来，都算是国家中兴王道治世的一个阶段。想到这，以为萧然师兄谈佛论禅的意义，恐怕也在于此吧。”
野狐禅兄的留言每每引发我思索，只可惜尚不知道此兄是何方高人，从它留言的字里行间，我觉得此兄无论才情还是才气、才华，均该在我之上。
野狐禅说道王道与禅，让我想到王道与佛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一些微妙关系，写下来，供大家参考。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对王道影响最小的是佛教。
佛教在印度，远没有印度教对政治的影响大。在中国，除去藏传佛教，有点政教合一的味道，而汉传佛教对王道的影响很有限。虽然有不少皇帝，如梁武帝、武则天、顺治、雍正等，对佛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佛教作为一种完整的宗教势力并没有像西方的教会那样，对政权产生过重大影响。这的确是一耐人寻味的现象。
为什么佛教在其鼎盛时期，可以影响到全民，影响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却没有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介入世俗政权？在我看来，佛教自身的组织架构是一个重要原因。
佛教的组织以寺庙为单位，一个寺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个组织内部，有严谨的结构，但是走出寺庙，佛教并没有一个把寺庙联合起来的横向的机构。因此，纵使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寺庙，但是他们互不关联，而且没有等级之分，别管寺庙大小，方丈都是一样的级别，少林寺的方丈是方丈，法源寺的方丈也是方丈，彼此平等。平等当然有平等的好处，但也导致佛教难以形成势力，因为谁也号令不了谁。
而天主教则是一个类似世俗政权的金字塔结构：塔尖是教皇，下面有红衣大主教，和大主教，在下面有主教和神父，可谓等级森严、结构严密。垂直体系便于整合势力。这就和过去一些大的帮会一样，要成气候，一定要有等级，否则就是一盘散沙。
宗教势力对世俗政权的影响很难衡量其利弊。回过头看，当初西方教廷势力过大时，也一度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比如，教廷烧死科学家哥白尼就是明显的一个坏例子。但是，从更长远看，宗教势力介入世俗政权也要一分为二，它也和世界上任何事务一样，有一弊就总有一利。这一利就是，宗教势力也可以成为社会稳定甚至民主发展的一种力量，这一力量来自于其对王道的制衡作用。
总体而言，今天西方的民主进程快于东方。这绝非只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功劳。如果论思潮，中国早在孟子时代就有“民贵思想”甚至“民本思想”（孟子早就提过“民为贵，君为轻”。当然，孟子的民贵思想的出发点是“君”，这是后话。），但仅有思想远远不够。我认为，西方的民主先进一些，实在与宗教势力分去一部分王权，从而产生某种制衡力不无关系。
仔细分析，东西方的王道其实有很大差异。中国的王道至高无上，不仅讲究“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服从，而且中国的王道是“天授”，皇帝是天子，是“奉天承运”。而西方的王道就则是纯世俗的，没有上帝给它撑腰。因为上帝只给教会撑腰，如果说西方也有“天子”，那也应该是教皇而不是国王。这样，东西方的王道就有了“天壤之别”，一个是天子，一个是人君。
“出身”差异导致利益和权力也大不同。在中国，王权拥有一切。姓赵的当了皇帝，天下就姓赵，所有东西名义上都是他的。而西方不行，你虽然是君，但也是人，和贵族甚至百姓没有本质区别。加上旁边还有和你平起平坐的教廷势力，这就使得王不得不和贵族和教会展开博弈。几百年的博弈下来，产生了影响到后世政权的“圣经”――《大宪章》，这一“圣经”规定了国王与贵族彼此的权力和义务，大大削弱了王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