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和5日，博门特·内斯比特少校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这份报告建议组建一个统战部，该部通过与海军、外交部和航空部的合作，对最高秘密行动实行一种“管理标准”，并组织“非常规行动”。
后来，安东尼·伊登爵士成为了这个战时统战部的负责人，他向丘吉尔首相递交了行动方案。首相对非常规作战的想法非常感兴趣。他命令立即采取行动并要求组建一个单独部门来负责这项工作。哈利法克斯勋爵在与参谋部和负责各种秘密组织的智囊团多次讨论后，7月1日在外交部召开一次决策会。第二天，负责经济战线的部长休·多尔顿向哈利法克斯勋爵递交了书面报告，报告中写道：“……就像爱尔兰的新芬党运动、同日本作斗争的中国游击队和在惠灵顿战役中战功显赫的西班牙非正规军一样，或者――我们可以说――就像纳粹党在世界各国中大肆建立自己的组织一样，我们必须在敌占区开展抵抗运动。这个‘民主国际’必须采用各种不同的手段，比如说破坏德军工业和军事设施、组织工人暴动和罢工、进行不间断的政治宣传、对变节者和德国领导采取恐怖袭击、鼓动货物抵制以及民众骚乱等等。
“很明显，像这种规模和性质的组织，不是英国行政机关或军事机关中的普通机构可以驾驭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对受压迫国家的人民进行协调、激励、控制和支援的新型机构，但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必须是行动的直接参与者。我们需要能够绝对保密、拥有狂热激情、愿与不同国家的人们一起工作、在政治上完全信得过的人员。我们在一些军官身上可以看到这些品质，如有这方面的人才，必定加以利用。然而，我认为，这个组织应完全独立于统战部这一机构。”
多尔顿博士草拟了行动的指导方案。不可避免的阴谋诡计和闲言碎语束缚了所有的创新观念，于是，丘吉尔要求多尔顿执行他的行动计划。这天是1940年7月16日。在临终前，内维尔·张伯伦最后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整理行动计划的详细资料。7月19号，他签署了一份绝密文件，在大约一个星期之前，与该计划最为相关的人员都拿到了这份文件的草案。因此，这份文件就成了特种行动执委会的创始宪章。文件中指出，根据首相的指示“一个新的机构即刻成立，目标是协调在海外所有采取破坏和颠覆的手段与敌人作战的活动……这个机构叫作特种行动执委会”。丘吉尔向多尔顿做了简短指示：“现在，点燃整个欧洲吧！”这句话引自埃德加·华莱士撰写的《四位正直人物》。（塔利斯出版社，伦敦，1905年）
如果说特种行动执委会没有像首相说的那样立即点燃了整个欧洲，但它在战争中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在战争结束之前一直向这个目标努力。1944年是特种行动执委会的鼎盛时期，因为当时它就拥有10000名男特工和3200名女特工，而且，在数量上与之相当的任何其他军事部门，在战争进程中所起的作用都不及它十分之一。毫无疑问，它是一个高级秘密机构。除了那些与三军内务研究局或联合技术委员会有过特殊工作来往的人以外，军队中很少有人知道特种行动执委会的真正身份和使命。三军内务研究局或联合技术委员会就是特种行动执委会的对外名称。执委会很快就发展成了世界性的网络组织。虽然在法国开展行动是该机构的主要任务，但在其他许多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里，机构成员也同样开展了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
特种行动执委会内部的指挥顺序如下：
SO是掌管特种行动执委会的部长的名称，如果他的下属在行动中判断错误，那么承担责任的就是他。执行处处长是SO的直接下属，称为，专门负责指挥和管理整个机构。
1943年，查尔斯·汉布罗爵士辞去特种行动执委会的职务，他的副手科林·麦克文·格宾斯上校（后来晋升为科林·格宾斯少将爵士）接替了他的职位。格宾斯上校是一位有责任感的军官。1940年，他晋升为特种行动执委会的行动和训练指挥官，全权负责在西欧和法国开展秘密行动的监督工作。他是一个敢于迎难而上、做事讲究实效的人。他聪慧睿智，既有苏格兰高地人的洞察力和正规军的顽强意志，又有外交与情报工作的背景。不久他就完全掌控了整个特种行动执委会。“他马上就挑选了我们，”他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他和皇家工兵少校约翰·霍兰是挚友，他们把一切都处理得有条不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