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朋友们说道，‘我们必须把这家伙带到河边散散步。’他们把他拖到最近的长凳子那里，砰的一声把昏迷不醒的他摔在了那里。‘现在，我们稍微喝点吧，’他们说道，‘我们不会唤醒你朋友的，他需要休息，我们就让他睡吧。’第二天早晨，有人发现那告密的家伙僵硬地躺在长凳子上，没了气息。”
克里斯蒂娜的哥哥（阿米亚·科拉乔瓦）参加了波兰军的抵抗运动。由于无法让母亲相信她处在危险之中，克里斯蒂娜情绪非常低落。春天到来时，克里斯蒂娜开始谋划再次前往波兰。偷运分子搜集并传送给克里斯蒂娜的信息远远不能让人松口气。他们怀疑苏联会遭到德国袭击，但由于对法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人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个舞台上。实际上，局势如同一场灾难，因为法国宛如潮水中的沙塔很快就要陷落了。显然，吹嘘过头的马其诺防线如同薄纸一般毫无用处。
在把人员偷运出去时，安德鲁遇到了麻烦，因为德国人开始向匈牙利人施加压力。显然，安德鲁及其助手会遇到严重的麻烦，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克里斯蒂娜那倒霉的追求者拉齐明斯基明白自己很快就要被迫离开布达佩斯，就要求安德鲁带他一起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尽管克里斯蒂娜不愿和这小家伙纠缠在一起，但安德鲁的确带他执行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五月里，克里斯蒂娜颇费周折地回到伦敦，对前一段的工作做评议，同时为“如何利用她结识的联络人”制定进一步的计划。但克里斯蒂娜没能拿到意大利入境签证。不久之后，意大利也参战了。
1940年6月初，克里斯蒂娜第二次去波兰。这时，街上已很少有堡垒。寻人的最简单方法是去火车站，那里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难民都企图爬上火车。所有的情报员都有不同的办法。有些可能会步行两三站路，这就意味着要艰难地长途跋涉，而且在空荡荡的乡下总有被人发现的危险。另一些人和斯洛伐克人有联系，提前付一笔很大的钱让他们代购车票。克里斯蒂娜那技艺娴熟的伙伴总是携带着一个很大的手提箱，箱子款式优雅别致，闪着光泽。除了一套干净整洁的用具――包括一身西服，鞋子还有一顶洪堡软毡帽，所有物品质量都是最佳的――之外，箱子里面空荡荡的。
情报员采取的办法就是穿着厚厚的滑雪裤、皮茄克、毛袜子还有滑雪的靴子，戴着帽子，浑身脏兮兮，汗流浃背地到达旅途的尽头。在林中空地（他会暂时得到安全，因为那时候斯洛伐克人不动用狗来协助工作了），他会脱去旅行时穿的脏衣服，换上城里绅士的行头。接着，看起来毫无差错似的，他手里拿着手提箱，匆忙朝车站走去。克里斯蒂娜也加以效仿，在林中脱下裤子和皮茄克，换上城里人穿的漂亮衣裙。
克里斯蒂娜的波兰证件安全可靠，她同伴则全副武装。他带着一把手枪还有手榴弹，不会向任何人投降的。在波兰边境处，训练有素、极其危险的盖世太保拿着枪械，正坐等猎物到来。到了斯洛伐克境内的最后一站，在周围亲近波兰的斯洛伐克人的默许配合下，克里斯蒂娜和情报员离开了火车，重新换上他们那肮脏的登山服。接着，整个晚上克里斯蒂娜及其情报员都在步行，以便在拂晓之前赶到波兰边境。夜晚漫长漆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突然之间，鼻孔就嗅到了晨风的气息，克里斯蒂娜明白，她回到家了，回到了德军占领的波兰。
克里斯蒂娜在波兰呆了很长时间，以便搜集许多军事经济信息。返回布达佩斯时，克里斯蒂娜把这些情报送到了伦敦，伦敦对这些情报很感兴趣。此时克里斯蒂娜拼命想法让母亲离开波兰，前往安全地带，但斯特凡妮·斯卡贝克非常固执，她不明白为什么克里斯蒂娜要这么小题大做。尽管斯特凡妮心里非常清楚她周围犹太朋友身上发生的一切，但她还是拒绝放弃华沙的家园，或者辞去在地下学校教小孩子法语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