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艾伦认为，利物浦的重建为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机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展览。住宅市场的更新正被开发商、房产商以及都市顾问通过一个特别设立的运营组织操作实施着。艾伦表明了带头支持重建的人们是怎样有选择性地利用研究支持理想的结果，而这些结果是怎样在缺少谨慎时被那些给予相反意见的人所采纳。他描述了那些表面上是为了让社区人们作决定而召开的商讨会，事实上被政府机构看作单向交流机会，这些机构是怎样地执著坚持他们自己的意见，任何反对意见都被演绎成阻碍沟通的问题。他记录了当地受限制的团体是怎样被房屋市场更新合作企业的主席所带领的团体替代，居民代表们是怎样由当局举手推选出来，却被电话簿大小的会议纪要掩盖掉，所有的反抗怎样被当做无病呻吟、谣传与不当的挑衅而清除。他也表明了，那些频繁提议的解决失业的方案，是怎样忽视了真实的生理和经济需求，而并没有提供真实的解决之道。他表明，利物浦作为“文化之都”是怎样陷入这个过程中，也特别指出地方政府对于他们强制购买的命令是如何自信，认定能够战胜法律的挑战，以至于面对现在的寄宿家庭他们也毫无办法。
那些永远控制的商讨会，已经召开了许多次。党的内部改革，使其成了工党成员众所周知的一个手法；而我跟SNP（苏格兰民族党）政府协商苏格兰住宅的问题时，对这个过程有切身感受。所有的回答都来自社区团体、有兴趣的参与方和专业人士，由一家私人顾问公司召集，并简化为一个慰问报道。根据这份文档推测，所有政府人员会知道，这个过滤我们背后的争论和相关会议的商讨会，不会提及所有关键性的结论，包括那些有混合任期和英格兰经验的松散式经营组织。
眼不见，心不烦
当恩格斯描述19世纪40年代的曼切斯特时，他观察到，位于主干线两旁的小店，蒙住了那些有大胃口和神经的富有男女们的眼睛，从而使他们看不到构成他们富裕的穷困的经历。21世纪早期，一位资深的经理人面对利物浦住宅市场的更新，反对拆除利物浦主干道沿路的低收入家庭的住宅说：“人们一定希望进入城市后，能看到比这里更好的景致”。一位政府官员对当地居民协会主席说：“你也不希望人们开车经过边巷，却看到有人正在洗澡吧？你希望吗？”当地的下议员批评这个计划是“社会清洗”。贫穷的人已被挤出了城市的中心，而那些代替他们的人，正希望被其他世界的人把他们看做是繁荣的多余产物。
但是，对接受方而言，重建又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通常涉及到一次强制迁移，有时会超过一次。迁移总是被迫的，而且，被迁移至哪一户，总是有不断的变数，他们对将去住哪里也没有选择。有的人或许幸运地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住下，但大部分人不是如此。因为对没有太多钱的人来说，住宅的选择就没有那么多了。当一个地区空置下来，那些被留下的人预计将生活在日益衰败的环境中了。
住户最后的结局是，在实际搬迁的高成本住房中，只收到很低的资金补贴，起不到实际作用。义务购房分配的房屋是十分不值钱的，几乎不会考虑到住户在原有房上所花费的精力与时间。住户走了，地方小型经济活动也不复存在了。在过去的拆迁运动中，打破原来的社区联系，亲朋好友分散开来。在有些情况下，这种驱赶运动也许是蓄谋的政策。20世纪60年代，彼特·马普斯描述了贫民窟为独立人群时说：“他们简直是另一个人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