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亚下午飞抵鲁济涅机场，又乘机场巴士进入布拉格市区。她对这种交通工具的选择多少有些抗命。作为一个哈乐根，应该雇一辆车或叫辆出租车。在那样的空间里，只要拿一把刀架在司机的脖子上，局面总是能得到控制的。选择飞机和巴士都不保险，它们属于那种难以脱逃的小陷阱。
没有人要杀我，她心里嘀咕道。没人走这个心思。游侠的能量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塔布拉才会把同一家庭里的人斩尽杀绝。哈乐根保护游侠和他们的引路导师，但这是一种自愿的决定。作为一个哈乐根的孩子，完全可以声明弃剑，接受一个凡名俗姓，在大机器里寻一席容身之地。只要他不惹是生非，塔布拉也不会去找他麻烦。
几年前，玛亚曾拜访过约翰?米切尔?克雷默，他是格林曼――在雅典被塔布拉汽车炸弹杀害的英国哈乐根――仅存的后代。克雷默如今已是约克夏郡一位大牧场主，玛亚眼看着他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过那些为哞叫着的牲畜准备的饲料垛。“他们知道你有没有逾越雷池，”他对她说。“这是你的选择，玛亚。你可以悄悄地走开，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玛亚决定成为朱迪思?斯特兰德，一位在曼彻斯特索福德大学教授几门产品设计课程的年轻女士。她搬到了伦敦，开始作为助手在一家设计公司工作，最后终于得到了一份全职的差使。三年的城市生活，让她应对了一系列个人的挑战，也小有一些成就。玛亚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不带武器离开住处的情景。塔布拉是防不胜防的，她感觉自己心虚得厉害，就好像没穿衣服一样。街上的每个人都在看着她；每个向她这边靠过来的人都可能是杀手。她等待着子弹和刀刃，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慢慢地，她开始在家以外的地方停留更长的时间，尝试以新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世界。进屋以后和出门以前，她也不再趴在窗户上看有没有盯梢的，当她和新交的朋友一起在餐馆吃饭时，也不再把枪藏在隐蔽处或专拣靠墙的座位坐。
4月里，她违背了哈乐根的一个主要规定，去看了精神科医生。在布卢姆斯伯里区一个四壁都是图书的房间里，她享用了5个昂贵的疗程。她想谈谈她的童年以及在阿森纳地铁站里的初露锋芒，但是，那是不可能的。本内特医生是个干干净净的小老头，对葡萄酒和古瓷器所知甚详。玛亚还记得当她以公民相称时他做出的告白。
“不错，我当然是一个公民，”他说。“我生长在英国。”
“这也是我父亲采用过的称号。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不是公民就是游民。”
本内特医生摘下金丝边眼镜，用一块绿色的绒布头儿擦拭着镜片。“为什么这么说呢？”
“公民是那些自以为知道这个世界将要发生什么的人们。”
“我可是什么也不知道，朱迪思。那种话我可不敢说。但我对时事动态还是略知一二的。每天开始繁重劳作之前，我都是要看新闻的。”
玛亚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跟他实话实说。“你所知道的大部分事实都是幻象。历史的真正斗争都发生在表象之下。”
本内特医生赐她一个微笑。“再跟我说说游民。”
“游民是那些面对生存挑战败下阵来的人们，他们除了每天混日子便一无所知。”
“你是说穷人？”
“他们有可能受穷或困顿于第三世界，但他们仍然有能力自我转变。父亲曾说过：‘公民忽视事实。游民又太累了。”
本内特重新戴上眼镜，把记事本拿过来。“也许咱们应该谈谈你的父母。”
治疗就此打住。她能就索恩说些什么呢？她父亲是逃过塔布拉5次刺杀企图的哈乐根。他高傲、冷酷，还非常勇敢。玛亚的母亲来自与哈乐根几世修好的锡克教1家庭。以母亲为荣，她的右手腕上一直戴着一个钢质的卡拉手镯。
那年夏天，设计公司的一位女同事带她到西伦敦逛了妇女服饰商店。玛亚买了一些很有格调的艳丽服装。她开始看电视，试着去相信那些新闻。时不时地，她还真有了一种安逸感――近乎心满意足――对来自大机器的纷繁干扰也能处之泰然了。总有些新的忧虑会浮上心头，就像总有新的产品要推介给消费者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