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恳求者没有听他的话。法国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几年后当了法国总理，1918年凡尔赛和约的牵头人――轻蔑地把贝内迪克特称为德国佬的教皇。他的腔调和他的世界观是一致的，他原则上很希望看到和平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把罗马教皇归入这样的人――不仅像在德国那样闭上嘴，而且立即被送上军事法庭。莱茵河看起来仅仅是一条河，也没有道德界线，莱茵河的对面的德国陆军元帅埃里希·冯·鲁登道夫称这位罗马的和平倡导者是法国人的教皇。英国人觉得教皇根本不是在跟他们说话，在英国天主教徒很少，英国人有自己的国教，而这个教的代表者在为国王和祖国祈祷胜利。
但大家都在共同努力，希望教皇的强烈话语尽量不要传到本国人民的耳朵里，不要发表在报纸上，根本就不要提到。总之，不要流传开去。
教皇的请求最终成了一个令人不快的请求，成了一份起诉。统治者们尽管对那些施暴者作了审问，但教皇提到的所有事情的责任都被推到了敌人身上，地狱始终在别人那里。这就是战争的逻辑，这就是每一场战争的逻辑，指责和攻击敌人，提高自己部队的士气。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好人，比别人更好的人，这种道德的优越感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不道德战争（在正常生活中叫杀人）的正义性的怀疑。
欧洲的花园确实布满了尸体，这些尸体原先属于哪个国家已经不重要了，只有特别仔细的记者还能作出识别。伦敦《每日镜报》的一个记者写道，一个死了的英国人，他的尸体仍然能唤起典型的信任，脸上有绅士的谦虚表情，即使死了，也要保持这种风度。
西线的许多阵地上，阵亡士兵已经躺了几个月，不是零星地，而是成堆地躺着，臭气冲天，腐烂得难以辨认，而在兵团战争日志中却还记录着“失踪”。活着的人虽说已经习惯了看尸体和闻臭气，但即使是最强硬的人也会对臭气有意见的。不可避免的是，士兵们每天睁开眼睛就要看到，一呼吸就要闻到，等待着他们的又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这会让他们的心灵得病的。
大本营里的长官们是无所谓的，他们看不见、闻不着。在他们那里闻到的是威士忌和火鸡的香味、莱茵河葡萄酒和烤鹅的香味、香槟酒和煎三文鱼的香味。他们只需承担不难承担的责任，他们在前线的部下提出的所有请求――圣诞节停战几个小时，掩埋死者――不作任何解释一概被拒绝。
就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一年前圣诞节的这一该死的魔术就是以共同掩埋死者开始的。以一种其实很自然的姿态开始了1914年的奇迹，结果怎么样，他们没有忘记。像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很明显，在掩埋死者时，不会像他们所要求和希望的那样滋生出一种报复的乐趣――充满仇恨杀死敌人：下次有机会要报复那些射死他们的人。相反，面对着这场该死的战争带来的后果，反而滋长出一种绝望。怀着这样的感受，埋葬死者的人们相处得很好，不管他们穿着哪一种军服，互不猜忌。
所以大本营里的军官们绝对不允许再停战，即便仅仅是为了掩埋死者，而且是在连队指挥官的监督下，为了使活着的人不再看到死者，使阵亡者或他们的残骸能埋到地下去，就这样也绝对不允许。看来死者是没有机会永远安息了，也许要等到下一次迫击炮轰炸的时候，或者地雷爆炸的时候。但在这种时候，炮弹落到无人区，尸体通常都飞到空中，事后就真的认不出来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