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格拉弗斯在科堡和波默罗伊的故事中，从1914年圣诞节至1915年圣诞节，画了一段曲线。如果文学的真实性能和历史的真实性相吻，那当然很好，但实际上1915年圣诞节期间西线已经到处在开枪了，很少再有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在安宁的天堂里唱赞歌了。不过1914年圣诞节发生的事情确实不是一次性的，有重复演出，但几乎是在没有人的座位前演出的。
这是有原因的。
战争的走狗们一方面作好了准备，他们知道和平的天使会飞的，因此用粗野的威胁，使士兵们对有可能出现的非人性的后果的害怕，大于对和平的渴望；另一方面，打从第一次自发的停战及无人区里的友好见面以后的12个月里，普通的士兵们看到许多伙伴就是在无人区倒毙的，可能就是被他们在第一次圣诞停战时握过手的敌人打死的。现在不仅是西线每天在打阵地战，在广阔的俄罗斯还有东线战争。再说战争中还有别的犯罪行为，比如“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1915年5月德国潜水艇将这艘客轮撞沉，1400人成了这次灾难的牺牲品。因此对德国蛮子的普遍仇恨比任何时候都强烈。
对处理俘虏和伤兵有所规定的日内瓦公约，是由所有缔约国起誓和签字的，然而此协议每天都受到破坏，不是偷偷地，而是公开地破坏。只要有可能就不把德国蛮子当俘虏抓起来，而是把他们杀了。这一点对那些感到在道德上比德国人优越的英国军官来讲，已经是战争中允许的行为了。他们的上司在庇护他们，甚至要求他们让无人区里自己的伤员死去，省得和敌人去约定停战，再去抢救他们。难怪父母们、寡妇们、孤儿们在战争结束以后才知道，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往往是受了伤在无人区躺了好几天没人管，直至最后死去。
一个不愿遵守这种命令的英国军官不满地说，难道人们所信仰的一切已经毫无价值了吗？人的同情心以及英国绅士的骑士精神还有意义吗？“我们的做法今后势必会成为普鲁士式的，而我们正是为了反对普鲁士人的做法而来打仗的……”
许多人变得野蛮了，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每一方都有许多人变得野蛮了。“我们的步兵没有将那些还活着躺在战壕里的英国人俘虏起来，而是将他们击毙或用刺刀捅死。这是最好的做法，你们可以想象，在这样一次进攻中战场上会发生什么。”这些话不是那些残忍的、声明狼藉的普鲁士人写的，这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士兵写给他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信，他对参与这一次屠杀感到骄傲。
他不仅服从人的血腥本能，而且从命于嗜杀成性的指挥官。而他的最高指挥员却是说教和平的罗马教皇贝内迪克特十五世，天主教最高教皇和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的号召没有能贯彻到前线的信徒身上。在他们打仗前的祈祷中、在他们的战场祈祷中，巴伐利亚部队和萨克森部队的天主教随军神职人员封锁来自罗马的任何消息。正如普鲁士部队和威斯特法伦部队中的新教徒那样，牧师们引证离他们更近的军事上司的意志，听从战争的上帝，而不是亲爱的我主上帝。从家乡天主教讲台来的消息是否要少一点尚武精神，在前线的德国虔诚信徒和他们的法国教友一样，不太清楚。这方面没有任何报道。
已经在1914年圣诞节和平号召中失败过一次的贝内迪克特教皇，于1915年7月28日，即战争爆发一周年前作了第二次尝试：“以上帝我主的名义，看在耶稣以赐出鲜血为代价解脱人类的份上，我恳求你们，按天意而治理参战国的你们，对这一在欧洲已进行了一年的恐怖的杀人战争，说说它的目的何在。流在陆地、流在海洋的血，那是同胞的血。欧洲最美丽的地方，世界的花园，被插种了尸体和废墟……面对上帝和人类，你们是有责任的，是和平还是战争，你们承担着极大的责任。请听听我们的请求，听听永恒的、最高的裁判者的代理人父亲般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