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怀疑是间谍或埋伏在后方搞袭击的平民受到残酷的、毫不留情的枪杀，这是有据可查的。比如在迪南，德国兵枪杀了612名男子、妇女和儿童；在塔明有400个公民被机枪扫射而死，据说是因为他们袭击占领者。德军时时处处散布谣言，说什么他们的军营受到威胁，无辜的平民必须相信敌人案卷中的记录。严肃的学者们估计，在比利时被占领后，共有6500名平民遭德国蛮子的枪杀。
“反击诗”至少在平民读者中激起了对敌人的愤怒，有人抗议，要将敌人的舌头割掉、眼球挖出，但这是有失英国绅士身份的做法。来自法国的谣言说，有几个法国士兵真的将德国俘虏的眼球抠了出来，这种传说其实也太夸张了。
相反，德国的公民却在公开唱每一首仇恨歌，只要是反对英国的事情，他们都做。每一颗子弹都带着谩骂，每刺一刀都有毒，他们就是这样受教育的。这个国家里的学校其实就是兵营，在那里灌输威廉式的经典：纪律、服从、尽职、时刻准备牺牲等德意志道德。
当战争的威胁越来越严重时、当总参谋部越来越不耐烦地挥舞着叮当作响的军刀时、当理智越来越深地陷入虚假的激情时，很多国家的反战人士纷纷抗议和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即将来临的灾难；在英国的知名代表是伯特兰德·拉塞尔。然而当战争真的爆发了，这些人士就只会赞扬一个国家了，那就是自己的国家。除了卡尔·李卜克内西以外，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购了当时公布的战争公债。
最明显的民族主义信号来自德国，只要原则上对战争持另一种看法，那就被认为是想摧毁自己的民族。对德国人而言，战争是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必须完成的神圣任务，哪怕付出生命。不仅是贵族出身的将军、不仅是普鲁士的容克、不仅是平民政治家，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后面可以读到）、神职人员、宫廷的新教传道士和右翼天主教的教会先生们，都本着这种精神在吵吵嚷嚷，并因此而拿起武器。
93名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在一份战争宣言上签了名，其中有马克斯·普朗克、马克斯·赖因哈德、威廉·伦琴。宣言的名字叫《对文化界的号召》，于8月14日发表。
在所谓的才能卓越的人身上体现出一种思想紊乱、一种假聪明的狂妄，这种狂妄在他们的许诺中达到了顶峰：“请相信我们！相信作为拥有歌德、贝多芬、康德这样的文化名人和文化遗产的、高度文明的民族，我们会把这场战争打到底的。我们以我们的名义和荣誉向你们担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把这一宣言称为“德国人的最大罪行，一个比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罪行更糟糕的罪行”。
有一位著名科学家没有签名，并且他在一个提倡和平的、称为《致欧洲人宣言》的反战宣言上签了名，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刚被柏林有名的卡尔-威廉研究所任命为教授，他当然面临着受镇压的危险――如果他的观点继续公开传播的话，然而他丝毫不予理会。“我的和平主义是我的本能感觉，是它在控制着我，它和任何一种理论无关，只是因为我对任何一种残酷和仇恨行为抱有深切的反感”。
后来他明确地表示，他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和平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有战斗意志的和平主义者：“为一个自己信仰的事业（比如和平）而死，比忍受一个自己不信仰的事业（比如战争），不是更好吗？” “民众如果不是受宣传的毒害，他们永远不会喜欢打仗的。”欧洲人民受到如此错误的教育而去美化战争，实在是一种不幸。
对英国人来讲，这次大战是在陌生场地上举行的足球比赛，比赛场地越大，则比赛中的刺激也越大。战争结束时只有战胜者和失败者，战争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按照体育标准，比赛分为高级和低级两种，但是有一定的规则，大家都必须令人满意地遵守规则。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是不自愿的参赛者，但他们偏偏碰上了这样的比赛。对他们来说，战争不是在陌生场地上进行的比赛，他们受到了袭击，因此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家庭、保卫自己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