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下去的时候，大哥哥的英雄本色显露了出来，他开始眉飞色舞地描述起他救人前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跳下去那一刹那各路英雄人物在他脑海的浮现……
最后一天在北京，赶着起了个大早，租了辆车，和库切尔一猛子扎到了司马台。晨曦中，领略了长城的雄风；吃完了村民肩背手扛上来卖到十元一支的冰棒; 买了一大堆当地热情农民推销的纪念品，我们又一路杀到北京的心脏――天安门。
中午的阳光火辣辣的，天安门广场在白花花的阳光下，仿佛停滞般地宁静，很像达利笔下的油画。外地的游客越聚越多，操着各地方言呼朋唤友地抢着在广场中央的栏杆前留影儿。 库切尔挤在其中，以天安门城楼和他一向崇拜的毛主席为背景捏了个影儿。刚要走，忽看见旁边一个女子冲她挥手。我顺势望去，原来那姑娘的男朋友正在不远处给她拍照，姑娘示意库切尔离开。这几日，库切尔已经习惯了中国人民的超级友好和热情，他认为那姑娘想和他一起照，中国人喜欢和外国人照相。他很自然地走过去一搂那姑娘的肩膀摆了个标准的友好姿势。姑娘的男朋友只好将计就计地拍了照。
傍晚，我们赶到朝阳剧场看杂技表演，票是头一天定的，否则就会扑空。坐在装修过的朝阳剧场里，想起上一次来这里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来朝阳剧场听一个勇救落水女青年的英雄报告。那时的剧场破旧不堪，走廊里充满了刺鼻的尿臊味儿，三合板儿的椅子被少先队员们翻弄得噼啪作响。那个被称作英雄的大哥哥就坐在眼前的舞台上作报告，射灯烤得他满脸是汗。开始他很紧张，细声细气地说:“大冬天的，我正好路过河边，就赶上有人落水了，我不跳下去谁跳……”一个老师随即走了进来，和他叨咕了一番。老师下去的时候，大哥哥的英雄本色显露了出来，他开始眉飞色舞地描述起他救人前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跳下去那一刹那各路英雄人物在他脑海的浮现……
时过境迁，剧场还是那个剧场，装修过了，富丽堂皇；舞台还是那个舞台，加了灯光和布景，专业了；坐椅还是那一排排，换了沙发椅，柔软了；身边不再是系着红领巾、露着红脸蛋儿的祖国的花朵，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老外。如今的朝阳剧场今非昔比，借着靠近CBD的优势，已经成为外国游客观看杂技、相声和民俗的定点场所。真应了中国一句老话，风水轮流转。当年这耗子都不拉屎的小剧场，如今轮到了抖起来的一天。
杂技还算精彩，老套路，新排练。一个个姑娘小伙子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台上耍着把式，演员们一场接一场地重复着演出的内容，毫无厌倦之情，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这场收入肯定没的说。纽约的百老汇也不过如此，一场一场的重复，一场戏能演七十年。
库切尔看得兴高采烈，频频鼓掌。休息的时候，有换下来的小演员在场里兜售冰激凌：爱斯奎母――爱斯奎母。一听就是小戴的老乡。
人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在城里想城外，在城外想城里，没出国想出国，出了国又开始怀旧。杂技这些东西不过是从前拥有的最平凡的生活，没有人会为看了一场杂技而兴奋。可在库切尔眼里就变成了异域的精华。而当我也用这种眼光来重新审视它时，我由衷地从中感到了久违的快乐。
看完杂技，高歌打来电话，一定要请吃夜宵。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认识一下我的老板，兴许哪天就会有生意上的来往。
两年没见高歌，她明显有些憔悴，好像缺少睡眠。高歌和库切尔寒暄过后，就和我抱怨起国内的生活，天气太干燥，皮肤老是缺水状态; 工作太紧张，洋鬼子拿她当便宜的劳动力使唤，白天是首代，处理公司业务，晚上是三陪，陪客户喝酒唱歌……她的嘴一张一合的，吐出来的全是不好：北京治安不好，听说有的人走在街上好好的，突然一棒子就给打死了；还有人走着走着就被联防抓去翻沙子；不是独资的牛奶不能买，喝了就死人;什么都是假的，连鸡蛋都有假的……公司带给她令人羡慕的光环，也带给她压力，面对国内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她也有些疲于奔命，力不从心。她不再像上次在多伦多时那样炫耀国内精彩的生活，反而开始无限眷恋多伦多的好:中央岛午后的阳光，湖边慢慢悠悠散步的加拿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