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名字听起来不比中央音乐学院差的学院，其实就是写字楼里几间打了隔断的小房……
我们来加拿大已经三个月了。
不知道多伦多有多少个像Lapworth 92号这样住满了新移民的house。
Lapworth 92号的生活是充满生气的。每一个晚上，大家轮着在厨房做饭，然后围桌而坐，一边吃一边聊着打工的见闻。饭桌滋生出一种浓浓的亲情，大家混得像一家人似的。吃完了饭，小戴就钻进了房间上网。张太太和牧太太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边看一边织毛衣，国内带来的毛线和棒针。张太太织毛衣只为打发时间，牧太太织毛衣为省钱。张先生就为她们捡掉到地上的线球。英大姐在一旁调着台，找着《Friends（六人行）》。
我和向东喜欢在饭后出去遛弯儿。五月的加拿大才是真正的春天。白天，天空瓦蓝瓦蓝的，是那种儿时的北京才看得到的彻底的蓝。公路旁的草坪上星星般开满了不计其数的小黄花儿。大雁们已经成群结队地从Florida(佛罗里达)“度假”回来。傍晚的湖边到处是它们的身影，护着小雁在草坪上啃草吃。
“我下辈子要是动物，死活也要飞到加拿大来。”向东每次在湖边遛弯儿的时候都这么说。
我也有同感。“你看他们肥美的大腿，要在中国都得被捉了去做烧鹅。”
我们也买了车了，从报纸上看的，一辆老式的别克。开回来就带了大家去兜风，一车坐了八个人。
有了车，我们就像长了腿，多伦多的近郊都被我们插上了小红旗，心情顿时好了许多，也找到了一些人在海外的感觉。
我们合租房子，向东不好找学生来教，他就主动请战到工厂去打工――拧螺丝。
我真替他委屈，好好的拉小提琴的手被钳子弄得红红的，看了就让人心疼。
“向东，你要是觉得委屈就别去了，反正咱们现在不缺钱。”我说。
“我不是奔钱去的，就是不想这么待着，体验一下打工的生活，挺好玩儿的，在北京想拧螺丝还找不到地方呢。”向东嬉皮笑脸地说。
没过多久，向东在中文报纸上看到了“多伦多华人中央音乐学院”招聘弦乐老师兼办公室主任的广告。他就乐着去了。这个名字听起来不比中央音乐学院差的学院，就是写字楼里几间打了隔断的小房 。
我焦急地等待向东第一天收工回来。自从到了加拿大，我和向东变得相依为命，生死与共起来。我们相互分享着新闻，分享着人生伴侣的快乐，在最大限度上进行着取长补短：我不会开车，他开车送我上班；他英语没有我好，我就主持外交事务。
在北京的时候，他忙我也忙，下了班还要奔波于各种应酬，家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旅馆，我们很少能够真正在一起交流。自从来了加拿大，我们有大把的时间腻咕在一起，突然觉得彼此是如此重要，短暂的分离也让我们觉得不安和紧张。
向东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好，他把琴一放就爬上了床，浑身无力地躺在床上。
“你怎么累成这样了？” 我急切地问他。
“累死了，教了四个学生……”向东有气无力地说。
“四个就累成这样呀！”
“还打扫厕所，接电话，拖地，搬文件柜……”
“啊？让你扫厕所？不是说是份白领坐办公室兼教小提琴的工作吗？”我很奇怪。
“人家说了，加拿大人工贵，雇一个人来就得什么都干。”向东说，“今天还有人来应聘呢，我一看，是我过去的同学，穿得笔挺的就来了。我告诉他，哪里有什么白领职位，学生也不多，想好了再来吧。他也考不上乐团，在一个餐馆收银呢。你说说我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惨，原来演出都是台上坐着的，餐馆里也是前台坐着的，来了这儿全变后台干活儿的了。”
“这不是过渡吗？又不是一辈子让你干这个，你就当是上山下乡，体验生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