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一词最基本的含义是指物体的表面、例如人们穿的衣服就分里子和面子、还有一种意义则是指某种东西的粉末状、如白粉面子、煤面子等等。从社会学层面上来说、面子的意思更是层次丰富、内涵庞杂、不仅常常指体面（主要用来形容表面的虚荣、如人们常说的爱面子、留面子、驳面子、看某人的面子等等）、也指人的尊严或名声。可以说面子既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又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它被人们挂在嘴上、既成为很多人努力奋斗的目标（比如说挣面子、撑面子、有面子）、又是评判他人的一个软性指标（比如说有面子的人、被看作有能力、有话语权、能帮忙办事的人）、还是人际交往的一种工具或手段（给面子、留点面子、看我的面子等等）、成为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潜规则”、以至于给了面子、就是尊重了人格、扫了面子、就是侵犯了尊严。概括起来说、面子既是一个人的综合实力的表现、也是一种人际交往的信用或资本。
有人说、面子观念早已溶解于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中国人性格生存与划分的DNA；也有人说、这是一种非理性的价值观、也是一种略含荒诞成份的伦理情感。但不管怎么样、中国人向来很看重面子、很讲究面子、确实是一个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我们先谈谈作为面子的三个层次。
第一、作为荣誉与尊严的面子。“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这是每个成年中国人都熟悉不过的一句话。面子对人来说既然如此重要、当然有必要通过各种方式替它添光加彩、而决不允许对其贬损毁誉。名声口碑是面子、权势地位也是面子、成功是面子、被别人肯定、褒奖也是面子。于阳先生在《江湖中国》中很通俗地讲述了尊严和面子的关系、他说：“潜移默化地沉积在百姓之间的礼俗制度、即所谓风俗化的儒教、是‘面子’文化诞生的制度背景。这一点、正好是‘尊严’演化成‘面子’的逻辑条件。讲面子、就是礼教或礼俗制度的尊严观。尊严价值一旦进入礼教、或进入礼教遗迹的江湖、便是面子。而面子的价值、一旦走出礼教、进入现代话语、便是尊严”。
第二、作为规矩的面子。中国一向有庙堂、江湖之分。如果说庙堂主要指的是官府、主流社会、传统文明、精英阶层、白道、那么江湖的概念则要宽泛和复杂一点、它既指由侠士演化而来的各种会党、帮派、山头、也指庙堂之外的所有阶层、甚至包括以各种明里暗里的方式向庙堂的渗透、以及与它发生的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勾连的关系网。可以这样说、社会发展到现在、庙堂与江湖已无明显的分野、两者的边界已经模糊化、白道、黑道、灰道、乃至整个社会、统统予以囊括。“人在江湖、身不由已”、这句话里的江湖、既指官场、也指商场；既指名利场、也指感情场。其外延包括了所有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在这里、面子已越来越具有交易工具的功能、那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的人、往往就是对面子规矩心领神会、运用自如的人。
第三、作为资信的面子。早几年、葛优在冯小刚的电影《夜宴》中饰演皇帝、有一句台词引发笑场、那句台词是——我泱泱大国、诚信为本。其实、信守契约本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所谓“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但随着中国社会的江湖化、劣币驱逐良币、诚信不如使诈耍赖得好处实惠、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老实人吃亏、契约和法律规范也就越来越没有明显的约束力。但是、一个社会没有规矩是无法想象的、只会加速社会的瓦解与灭亡。但是、不遵守法律规章、并不意味着不讲江湖规矩、所谓鸡有鸡道、蛇有蛇路。就像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所说：交易费用决定人们对一种制度的选择。于是便有了人情大于法、面子大于规章制度的“中国特色”。因为有面子的人等同于有本事的人、可以出面摆平、搞掂很多事、所以、面子大也就等于有了本钱、有了品牌效益、也就有了与人进行资源交换的资本。
面子既然那么重要、那么、什么样的人最有面子呢？
一般来说、权力大的人比权力小的人有面子。权力是所有人类活动资源的控制者、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就影响到人们的生存、发展与生活品质。权力的存在在于行使、它的最大乐趣是指使他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它的运用可以轻意地改变很多东西、所以人们早已习惯了对权力的顶礼膜拜、权力的拥有者当然是最有面子的人。
财富多的人比财富少的有面子。因为财富是稀缺性资源中流通性最强的硬通货、：钱多的人似乎头上顶着光环、总是能够轻意地获得别人的信任、好感和羡慕（嫉妒乃至于仇恨只是羡慕的另类表达方式）、面对有钱人的时候、既使不能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人们的脸上总是忍不住挂着献媚的微笑、表现出面对金钱时的奴性。
名声大的人比名声小的人有面子。名声既是一种生存手段、也是成功的重要标志。和权力、财富一样、良好的名声（广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一旦形成、便成为拥有者可以调配使用的重要资源或无形资产、影视明星是这样、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也是这样。当社会（尤其是年轻人）普遍追星、领导或出于真心实意或工作需要做秀而公开表达对社会名流的尊重的时候、明星、名流的名声将越来越大、也将越来越有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