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呢？因为医院里的负担很重、要盖大楼、要添置设备、要改善职工的福利待遇、要养活离退休职工、都要钱、而财政拔款的缺口很大、医疗领域从服务型变成产业型、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当医院变成了做生意的经营单位、还不得靠山吃山、靠病人吃病人吗？总之、当医院必须以药、以检测、以手术维持其正常运转的时候、再加上供药、供设备企业的回扣趋动、患者不送红包就得多吃药、多打针、多做检测项目甚至多做手术、在送红包和花冤枉钱之间、患者或家属是宁愿选择送红包的。
再说了、医生大学本科、硕士、博士读下来要花十几年、评个职称、升个科室主任副主任也是要到处花钱打点的、所有这一切支付的巨额成本都不是靠正常的工资奖金收入能够回收的。他们的劳动强度也确实是很大的、以外科医生为例、他们一天最少也有一到两个手术、一般小手术前后也要两、三小时、稍微大点的花时更长、误餐过点是经常的事、待手术完成主刀医生已经是汗流浃背、精疲力尽了。这时患者家属出于感恩心情、送个红包实属正常。
但这种情况也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医患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商业交易、也就是金钱与生命的交易。生意场上常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医院里则是“一手红包、一手开刀”。也就是说、“红包不到位、开刀等排队”。再者、不要以为红包送给主刀大夫就万事大吉了、其它助手、麻醉师、相关技师、化验员、护士长、当值护士等等、一个都不能少、缺漏了一个环节、都可能后果很严重。有人说不住院不知道白衣天使心有多黑、以致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共识、病家不给医生送红包、患者可能就得住走廊（一样要交钱）、他的病就始终会“悬”在那里。纵然有个别人品格高尚德术双馨的医生（或良心发现）拒收红包、患者或家属反而觉得心里忐忑不安、直到想方设法找门路托熟人、哭求跪拜务必要医生收下红包为止。
医生收红包可恶吧？可恶。但相比于某些领导逢年过节、父母庆生、嫁女娶媳、乔迁升迁、过个生日住个院、出国考察、乃至家里添丁进口、老人仙逝等等红白喜事收的红包礼金、医生的红包真的是小巫见大巫。有道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在没有知府了、但可以初步算一算某些县市首长一年的红包礼金收入、公式如下：一年红白喜事的次数乘以科局级干部人数乘以每人打红包的平均数。不用三年、小半年十万雪花银就有了、哪里还用得着贪赃枉法地敛财？你不信？把每年公务员考试其所以成为“国考”的原因好好琢磨一下就信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官商之间的红包往来、那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权钱交易。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本题的讨论范围、我们还是只关注披上温情人情的红包。
据说在中国做老板容易很多、微稍夸张点说、很多情况下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与技能、特别是一些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老板、做人比做事更重要。你要是只会做事不会做人、你可能很难获得商业机会、更不要奢望做大做强。相反、你要是善于沟通、会讨某些领导的喜欢、得到了他的赏识、你就不要担心没有生意做、没有财发。
明白了跟领导搞好关系的道理、等于事业成功了一半、起码不会犯方向性的错误。但当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老板之间的竞争便难免激烈起来。老板要争领导的宠、领导的胃口就会大起来、刁起来、就会变得不那么好伺候。反过头来、老板们就会很忙、忙什么？忙着围着领导转、请客送礼维护关系、加深领导对自己的好印象。最常规的方式就是请人吃饭和送红包。
请人吃饭不算犯法、连违纪都很难被认定。但请客吃饭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负担、要办成一件大事、光吃饭是不行的、不如红包来得干脆。
红包是否合法、算不算正常馈赠或贺礼、有一个很简单的检验方式、就是看是否会有基本等价的回礼。不过、在我看来、现在语意上的红包绝大多数已经演变成小额现金之贿赂。它唯一的难题在哪里呢？就是给双方找一个授受的理由。很多人的实践证明、这是个伪难题、很容易被双方解决。
所有的贿赂在经济上都相当于权力租赁交易、通俗的说就是用金钱购买权力的使用权。在西方、这叫“权力寻租”。中国人认为老外的搞法太冷漠了、太直接了、太不会做人了、他们更习惯借用人情往来的传统方式、把权力做人情、通过人情交换完成资源配置。
但这改变不了送红包其实就是贿赂的本质特征、因为做生意的给做官的送红包、虽然可能没有具体的诉求（大事相求价码另计）、没有明确的契约回报、但也决不是不图回报、它虽然不像一手钱一手货的买卖关系那么难堪、那么赤裸裸、但红包的大小、一定依对象官职、权力的大小以及与送红包者的交情深浅而定、而且、几乎没有“倒送”的惯例。听说过红包送到家里、女主人打发一包香烟一包槟榔的事、听说过打三千五千的红包、倒找回五千六千的红包或等价礼品的吗？
送红包还有一个便利就是可以在办公室进行、办公抽屉拉开一条缝、红包很容易塞进去。放心吧、不会有人拒绝。与其拉拉扯扯让人看见、不如嘻嘻哈哈、大家心知肚明、你好我也好。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公开的、小小的秘密、谁要是运气不好落在了检察院手里、红包礼金是要加到行贿受贿金额里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