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坏事。”我自己延伸出三层意思：做对一件事，不难；一直做对事，不算太难；一直不做错事，那是难上加难。
2008年5月，我陪马总在莫斯科参加ABAC会议。马总讲的英文我是能听懂的，当然，因为我的英语就是他教的嘛。可是老外讲的，特别是当里面还有很多专业术语时，我就完全听不明白了。好不容易耳朵里钻进一个“半生不熟”的词，等我想明白了，发言的内容已经跑出去“两里地”了。那天早晨，我听了5分钟就出了会场，走过大桥，来到红场。
踏着15世纪的条石，徜徉在红场的薄雾里，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男女旁若无人地相拥。走过莫斯科保卫战的检阅台，想象着克里姆林宫里一代又一代沙皇发生的故事。腰粗得转身都很艰难而依然笑容可掬的俄罗斯妇女，正在叫卖永远猜不出有几层的套娃……
畅游在这凝结着俄罗斯历史更迭成本和鲜血的红场，我完全忘了我还有工作。我回到开会的宾馆时已是下午，会间休息时我见到了马总。马总问我：“陈伟，我好像记得今天还有别的安排，有吗？”
这时我突然想起，好像约了俄罗斯著名的网站Yandex的CEO和CFO在宾馆见面，时间是上午11点，而我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我马上通过国内马总的秘书联系到对方，对方说他们在宾馆原定会面的地方等了一个小时，见没人来就离开了。我千道歉万道歉，对方终于同意在他们公司重新会面，否则我真不知道怎样向马总交代了。
2008年5月27日，我陪马总去广州。下飞机后取托运行李时，我看到一个差不多的黑箱就拉走了。门口的检查也形同虚设，看都没看就放我过去了。车开到半路上，机场通过订票记录千转百回联系到我，说我可能拿错行李了。我想不可能啊，打开箱子一看，全是女性用品！
马总看着箱子里的东西，笑着送了我两个字：“愚蠢！”
事后马总开玩笑地说：“还好是在车上打开箱子，如果在机场打开，万一又有八卦的记者在场，说马云的行李在广州机场被查，发现里面装的全是女性用品，这下他们就有无限发挥的空间了。”
除了马总嘲笑我，一同去广州总裁办的闻佳，我最要好的女同学之一，一路上也拿这事开我的玩笑。她订的回程航班比我们早一个晚上，当我陪马总第二天一早赶到机场时，看见闻佳还在！她脸色蜡黄，披头散发地说：“一夜雷雨，飞机没有飞。”我“无比同情”地拍拍她的肩膀，脑子里却冒出一句英语：Justice was done!(正义得到伸张！)
当年跟张Sir拍戏时，我们是“野外工作者”，所以说话都很大声。而且当时剧组的文化也是那样，说话大声说明你有激情，回答大声说明你能把工作完成好。
刚到阿里巴巴的时候我没有注意，还是经常大声说话或在马总边上大声地打电话。马总有一次对我说：“陈伟，你是打电话还是打雷！你声音这么响，很多次都把我的思路带到你电话的内容里去了。”
虽然我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就像阿里文化一样“又猛又持久”。
有一次在广州，马总为第一届“网货交易会”的事跟相关领导会谈，马总和领导在里屋会谈，我在外面的房间等着。这时恰好公司“神童”李俊凌打电话给我，由于信号不太好，所以我说话比之前还要响！里面的领导轻轻地跟秘书说：“去看看谁在外面吵架。”秘书出来跟我打了招呼，进去汇报：“是阿里巴巴的，没吵架，是打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