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懿到司马炎，中国政治的变化，对于这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同样也有深深的影响，比如司马昭时期，由于高度的政治压迫，连续的文字狱，使当时的中国士人们，已经不敢再去轻易地谈政治，即使是歌功颂德，有时候也容易“马屁拍在马腿上”，因此这时期的中国文学，更多的是以田园诗的兴起等借物寓情的方式为主流。建安文学的豪迈大气，瑰丽动人，到这时期基本上荡然无存。高度的政治压迫，使士人们的政治热情大大泯灭，关注的主流，早已经转向了哲学、思想、鬼神等方面，大量这方面内容的作品日益流行了起来。而到了司马炎当政时期，虽然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政治高压，但是这时期魏晋文学的消极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外加天下统一，经济日益繁荣，士人集团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兴趣，也转向了逃避现实，及时行乐。司马炎的宽松，反而让高度政治压迫积累的士风流毒，在他当政时期迅速地发酵。我们今天虽然津津乐道魏晋风度，但是毫不夸张地说，魏晋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士风最萎靡的时代，敢于为国家担当责任的知识阶层越来越少，一个没有人敢于担当责任的国家，自然最终也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魏晋灭亡于“五胡乱华”的结局，在这里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而说到西晋灭亡的导火索“八王之乱”，更与司马家族，尤其是司马炎的统治政策分不开，司马炎采取的是优礼世家大族，尤其是豪门知识分子的政策，寒门知识分子与豪门知识分子在待遇上的落差日益增大，人比人气死人的结果，就是诸多寒门知识分子选择了另外一条出路：投身于许多王室的门下。在当时西晋的各路王爷中，身边都有不少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幕僚，这些人提起西晋的世家大族，几乎个个咬牙切齿，在司马炎死后，由于即位的晋惠帝是个出名的白痴，给了王爷们叛乱的机会，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就是那些被日益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们。司马炎统治政策造成的士族与寒门知识分子的对立，成为了西晋灭亡的另一大重要诱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