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讲的兼爱与儒家讲的仁爱是不同的。儒家讲的仁爱主要是次第之爱，是由此及彼之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爱。因为我爱我的父母，把这种心推及别人的父母，由爱我的父母而去爱别人的父母，但是爱我的父母肯定爱得更多，爱别人的父母肯定就依次递减。同理，我由爱我的子女，而想到爱别人的子女，这就是次第之爱。儒家的爱是有差别的，有等级的，而这种爱也是更符合人性的。墨家提出的兼爱，照理说比仁爱更宽大，使天下之人兼而爱之，根本不分差别，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太符合人性。墨家是严密的帮会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有一种重要的思想，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墨子把这种帮会中无差别的爱推广到天下就是兼爱。使天下所有的人都没有差别地相爱，爱我的父母和爱你的父母一样，爱我的子女和爱你的子女一样。
墨子从兼爱的原则出发，提出了墨家的第二个重要主张——非攻。所谓非攻，就是不要去攻打别的国家。春秋时期兼并战争频繁，给天下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墨子称为“贼虐万民”，所以墨子反对大国攻打小国、强国欺凌弱国的兼并战争。墨子主张非攻，但并不主张非战，非战就是不打仗。墨子反对攻打，却讲究防守，主张备兵自守。墨子还制造了很多守城器械，并用这些器械去为将要被楚国攻打的宋国守城。
在《墨子》中有这么个故事，是说楚国要去攻打宋国，有个人叫公输般，就是鲁班，是工匠的始祖。他技术很高明，为楚国制造了很多武器，帮助楚国攻打宋国的城池。宋国就请墨子当他们的军事参谋来抵抗楚国的侵略。墨子就从宋国到了楚国，去游说楚王。他对楚王说：“您这儿有个叫公输般的人，听说有很多攻城的方法，现在我想和他较量一番。”楚王就把公输般请出来，让他和墨子较量一下。公输般用了九种方法来攻城，九次都被墨子击退。公输般已经黔驴技穷了，墨子对公输般说：“你的九种攻城方法都被我击破，我现在还有几十种守城的办法没有用，所以即便你再发明几种攻城的办法，我都能战胜你。”公输般说：“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打败你，但是我不好说。”墨子听完他的话就笑了，说：“你的方法我知道。就是把我给杀了，这样你就可以打败宋国了。但是杀掉我有什么用呢？我们墨家是个组织，我还有三百多名门生弟子守在宋国，我的那些守城方法他们都掌握了，所以即便你把我杀了也没有用，宋国仍然能够抵御你们的进攻。”楚王一听，大为吃惊：墨家的人竟然这么厉害！为避免两败俱伤，楚王就停止了这场攻打宋国的战争。这个故事对我们当代的战争有着很大的启迪意义。现在的战争不需要士兵到战场去流血，其实就是各个国家的科学家的较量。把这些科学家集合在一起，看谁的技术更高明，那么他们代表的国家或民族就赢了，根本不需要肉对肉，枪对枪，战争也不会爆发了。这也是《墨子》一书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很好的避免流血的战争模式。
兼爱非攻是一种思想的两个方面，这种思想就是反对暴力要求和平，兼爱是从内政方面谈的，非攻是从外交方面谈的。而其本质都是希望社会稳定，来满足以小手工业者为代表的城市平民要求发展物质生产的需要。
墨子为了推行兼爱的主张，又提出了尚贤、尚同、天志、明鬼等思想。尚贤即主张在政治中举用贤才。墨子说：“尚贤者，政之本也。”认为治国的根本就在于尚贤使能。墨子主张举用贤才不避亲疏、贵贱、远近，打破贵族的等级制度。尚贤的目的则是举用贤才以推广兼爱的主张。尚同即主张天下应该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思想，而这个统一的思想就是兼爱。国君则是统一思想的制定者与推行者。故墨子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天志就是说天是有意志的，天的意志就是喜欢兼爱。明鬼就是说天地之间是有鬼的，鬼的意志与天的意志一样，喜欢兼爱，并实行赏罚的职责。人间凡是兼相爱的人就会得到赏赐，不兼相爱的人就会得到惩罚。墨子希望国君贤才来推行兼爱的主张，但又感到在混乱的春秋时代，国君贤才也未必靠得住，又进而提出天志、明鬼的说法，希望借助天意鬼神的力量来实施兼爱。
墨子虽有天志、明鬼的主张，但这些主张只是为了让兼爱学说得到有力的推行。实际上墨子是不相信天命的，因为墨子还有非命的思想。非命即主张个人的富贵、国家的治安都是由个人的努力决定的，而不是靠命运预先决定的。
墨子增加财富的主张一方面是增产，一方面是节用。要增产则需要社会的安定，为了社会的安定，墨子提出了兼爱、非攻、天志、明鬼等思想。为了节约，墨子还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等思想。节用是反对贵族铺张浪费的生活，反对盖极端奢侈的房子、穿极端奢侈的衣服、吃极端奢侈的食物，认为这种生活既消耗财富，又减少人口。这种生活使少部分人极端富有，却使百姓财用不足，以致饥寒冻饿而死，所以人口自然减少。节用的标准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除此以外的消耗都应该减少。非乐是反对贵族对音乐享受的追求，说得更广一点，就是反对追求文学艺术的享受。认为文学艺术只是贵族的奢侈品，这些奢侈品只能消耗财富，不能增加财富，贵族追求得越多，百姓生活得越苦，所以要反对。节葬是反对贵族的厚葬久丧之风，厚葬就是多埋陪葬品，久丧就是长久守孝。多埋陪葬品就消耗财富，长久守孝就限制人的饮食起居，使人身体衰弱，又限制男女交合，约束了人口的增长，使社会生产力停滞。
墨家的这些主张，恰恰与儒家相反。墨家只看到礼乐厚葬对财富的消耗，并没看到礼乐厚葬背后的教化意义。儒家重视礼乐文艺并不单是追求享受，而是看重礼乐文艺对人性情、人格潜移默化的陶养作用。儒家提倡厚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教化活人，培养人的报恩返祖之心。对死去的人都能这么诚敬、厚道，那么对活着的人就应更加爱护、关心。对于久丧，《论语·阳货》篇中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意思是说，儿女出生的头三年都是被父母亲抱在怀里的，小孩子出生三年，都是在父母的养育下才长大的，那么父母亲去世了，要报答父母亲的三年抱养之恩，所以要守孝三年。这就是儒家所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意思是说谨慎地对待亲人的死亡，追怀先祖，自然会使百姓民风淳厚。不过儒家提倡的礼乐厚葬是从它的文化意义来讲，和当时贵族追求的奢侈生活方式是有根本区别的。对于反对奢侈，儒家和墨家还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