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这2门课我们都过了，尽管知道其中一定是有一些别的因素，但也是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学习热情，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了美国人对“公平”的认识和追求。
我们的学习，即便到了最后，上课时也是一知半解的，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一是学习特别努力，课后的时间全搭在了读书上。二是阅读能力比较强，听不懂，能看懂；特别是工作经历长、工作经验多，一涉及具体案例，我们总是有独到的地方，没有对与错的区别，而在于见解是否有新意和抓人的地方。
说到刻苦，有一学期总结会上，我竟然意外地获奖了——“最佳参与奖”（Perfect Attendance）。这个翻译并不准确，国内好像没有类似的奖，又不同于“最刻苦奖”，似乎应该叫“最投入奖”。
我理解“最刻苦奖”，一般指那些努力刻苦后卓有成效的人，而我属于那种敢下工夫、舍得下苦力，但成效与付出不成比例的人，比较笨。
人人都需要激励，美国的学校中也有评比和表彰，与国内差不多。
那次学期总结会上，我就是参加一下，想混一顿自助餐而已，省得回宿舍还要自己做饭。宣读表彰名单时，我就没有在意，直到喊了第三次，我才明白是在叫自己。接过奖我就纳闷，怎么会是我得奖？会后见到老师，还一个劲儿地感谢老师，以为是她推荐的，后来知道感谢错了。
那一学期，感到语言差距太大，每天下午下课是4点多钟，正常情况是回公寓休息、吃饭，晚上7点30分再上晚课。我就把吃饭时间泡在了阅览室里读电脑英语，直到快7点30分，买一个点心或水果垫底，接着上课，一个学期天天如此。
在阅览室，我们上公共电脑是要用学生卡（IC卡）进入的，而且电脑会记录整个过程，那一学期，电脑记录我用的时间最长，所以我获得了“最佳参与”奖。
同学们笑我，说这应该是“最笨人才奖”。
德州的夏天，漫长而炎热，有点像深圳，但比深圳干燥一些。那时，每天早晨6点钟我会准时坐在院子里树下读书，像个待考的中学生。那个时间也正是警察巡逻车经过的时间，我准时，警察也准时，日子久了，警察都熟了，每天主动地打个招呼，算是一天学习的开始。
我们有一门课是“商业环境法”，法律课是最难学的。我们的老师据说是德州有名的律师，犹太人，每次上课都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他上课经常迟到，好像天天忙得不行，一讲起课来就像是在法庭上辩论，两眼看着前上方，滔滔不绝，口若悬河。
若是有同学提问，他先盯着提问人看一眼，然后昂首向前，引经据典，你想不明白都不行。他上课严格而要求特高，一门课先后有两个同学中途就知难而退了，这在别的课中是不多见的。因为在UTA，无论每一门课、每一个班也就是20余名同学。
英美法系特别讲求案例，课内、课外必须阅读大量案例，每次课后老师都会布置上百页的案例阅读作业，我们基本上是读不完的。一上课，两本法律书（国法、州法）、两部案例书跳着讲，我们翻书都跟不上趟。
这门课的考试分两部分，写一篇案例分析，占60%的成绩，还要进行卷面考试，占40%。案例分析要求至少28页纸，用英文写长篇案例，还要引经据典，套用适合的法律条规进行分析说理，这对我来说差不多难比登天，我便耍了个滑头。
那一段时间，正好赶上中国的联想欲收购美国的IBM，在美国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众所周知，并购最后以流产告终。
这个案例，属于典型的“商业环境”问题，美国政府明显实施了法外干预，连我们的美国法律老师都这么认为。
当时，中国国内学术、法律界认识颇多，议论纷纷，我就上网找了许多观点，主要是抨击美国政府的，东拼西凑地写了25页，观点新颖而犀利，但是中文稿。然后找到老赵，请他帮忙翻译成英文。这事儿可给老赵添了不少麻烦，他整整忙活了一周，翻译成英文要长一点，成了31页，超额完成，而且言之有物。
这篇论文我得了986分，好像是全班最高分。本来这门课我应该可以得A的，因为我已经有两个C了，结果卷面考试不行，仍然是B，郁闷了许久，白辛苦老赵了。
在美国学习的经济负担中，除了学费以外，书本费绝对是一项沉重的负担，课本非常之贵，出乎我们的预料。之所以这样做，据说一是为了尊重版权，二是教科书的销量本身就很少。
一门课一般是1本课本，1～2册作业，课本价格几乎没有低于120美元的，一门课书本费都会超过150美元，若是碰上法律课，课本多，费用就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