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治”：塑造政策力量
佛家在治国方面提出了五戒十善之策略。五戒为：“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为：“不杀、不盗、不淫、不恶口、不绮语、不两舌、不妄语、不贪、不嗔、不痴。”由于治国不是后世佛家的“特长”，我们就此打住，不再展开（见图47）。
图47佛教治国的力量结构
从历史上看，道家在拨乱反正方面，是“治国”高手。在治平时期，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发挥社会自组织的功能，因此，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下列思想，就是治国名言：“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矣。”老子反对人为改变社会发展规律，要求统治者装傻，充分调动群众自组织的力量，调动群众，发动群众自我致富：“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以民为本。”（见图48）
儒家认为，治理国家需要包括法律制度建设、道德文化建设，主要指国家资本力量的动作制度与动作规范的系统化。“国治”是指情感、道德、法律和谐协调与经济稳定发展的社会境况。“国治”范围在《大学》时代仅仅指当时的诸侯国，而非如今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国治”，在《大学》中将作为个体修养、家庭文明基础上的“简单”复制与结构外延。古代人讲究孝子出忠臣，是有道理的。同样，个体的道德修养与“国治”的关系，或许有人不理解，事实上，每个人都是他人的影子。个体的道德水平的提升，导致家庭道德水平的升华；家庭道德水平的升华，是一个国家道德水平提高的基石。当代虽然讲究以法治国，但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是以法治国，必然是一个冰冷的社会，也是一个商人社会。国治仅仅建立于法治的基础上，法治也可能走向无人性的反面，秦朝的灭亡不是法治不够，而是反人性地以法治代替了制度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从价值判断看，人类情感高于道德、道德高于法律，法律是一个社会运行的底线。如果物质文明依赖于法律的冰冷的界线，精神文明就是建立于情感与道德底线之上。因此，如果家庭需要道德基础上的温情脉脉，国家更需要道德基础上的君子社会（见图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