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修”：塑造情感力量
佛家讲究以“八正道”即从文化道德层面来修身：“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在此基础上，西藏的密宗从技术层面提出了对肉体进行修炼的方法。
老子在《道德经》中强调,不要为身外之物损害自己的健康，身外之物包括名声、地位、金钱甚至面子。如果为身外之物牵挂而损害身体，老子认为太不值得。因此，他反复警示我们：“名与身孰亲？生与财孰重？得与亡孰害？知足然不辱，甚惜必大损，多藏必厚失（亡）。知止则不殆，由此保长久。”因此，老子讲究以守静养生，类似于有人开玩笑说的“乌龟养生法”：“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这种守静养生法，基本上是以心理活动调节身体的功能、强化身体功能的力量而恢复健康的方法，所谓的“虚极”类似于“无极”状态，佛家定义之为“空”，是物质与能量高度统一的状态，即英国伟大科学家霍金所说的宇宙时空开始爆炸前的“奇点”。
为了做到这一点，老子反对人们向外追求物质享受而放弃内心的安静。因为过分的物质追求，也无法满足人心的虚空，“人心不足蛇吞象”。为此，老子在《道德经》中开始以过来人的口气教训我们：“五色令人盲目，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反复要求的是，我们不要为外在的物质利益所诱惑，要回归内心（丹田、脐轮）的宁静，修心养身（见图42）。
儒家认为“守静”、“存养”、“自省”、“定性”、“治心”、“慎独”、“主敬”、“谨言”、“致诚”是内心修炼与言行修炼的统一，将其作为“身修”的基本训练课目（见图43）。因此，“身修”是在自己的“身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家庭进行奉献，而这种奉献是建立于意诚与“心正”的基础上。《中庸》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因此，“身修”与“家齐”已经不是个体“面壁”悟道的问题，而是面对一个社会模型与社会细胞如何处理彼此关系的问题。家庭关系首先是基于情感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所遵从的是奉献原则。因为家庭是由情爱而产生，情爱是非理性的冲动与奉献的内在需要的结果。因此，建立于家庭的基本原则是温情脉脉的爱情与心甘情愿的奉献原则，而非冰冷的经济学利益算计原则，如果将建立于奉献为基础的“修身”与利益交换为原则的商业关系混淆，就会出问题。
前面我们提到的陈毅给子女的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其以慈父心肠劝诫子女做人要从“修身”开始。如果相反地为家庭的私利作“奉献”，即以权谋私，就可能成为《大学》的反面教材。古代中国讲究孝道，君子齐家，如果家长有错甚至犯罪，也不能进行举报。这是建立于封建宗法基础上的以私废公的典型表现。因此，建立于情爱基础上的修身，要以“正”和“贞”为原则，而不是以私利为原则。因此，在修身基础上的齐家，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尊重社会规范的“家齐”。只有在此基础上家齐并进行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家庭、家族，对外才能形成消费力量、储蓄力量及投资力量等正面的力量，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居民资本的力量（因为消费是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如果不是这样，就可能成为国家财富外逃的力量，当今一些腐败现象，就是“裸官”以家庭为平台将国家财富转移到国外的。
“身修”一方面讲究道德问题，另一方面得讲究健康问题，健康往往与是否讲道德相关，合乎道德的生活，是合乎天地之道的。在中国古代，凡是大儒者、大道者、大佛家都是通达医学者。因此修身既有情感、道德层面，也有肉体生理健康的要求。
子思在《中庸》中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时，人的内在处于中和状态，心里宁静而安乐。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在这样的人生境界中，就不会为外来的邪气所侵害。儒家认为，如果能够修身于社会实践，类似于禅宗的吃饭睡觉中悟道一样，将自己的事业扩展成与众生幸福相关联，不是为一己而生活与奋斗，心情就会宁静。孔夫子在《论语》中直接教导他的学生们，做身体好、学习好、品德好的“三好生”，要善于分析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否则即使发财，也是以身发财，是牺牲自己的健康、品德、地位为前提的发财。他的原话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中国在清末民国时期，是邦无道的时期，有些人求富贵，但却是鸡飞蛋打，国民党“四大家族”就是典型的例子。
个体养生不仅与道德相关，还与自己的本分相关。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儒者认为养身，先要正确认识自己生命的客观位置，在不同的位置，就做好相应的工作，保持正常的心理状态，保持革命的本色不变，等待最有利时机出现。我们因此看到，儒家之静，是待机而动的准备工作，是为亲民的前期的准备工作。
为此，儒家的曾子在《大学》以修身为中介，向内求证自己的心灵（正心）、意志（诚意），并以绝对真理为武装（格物而致知），从而打造出一个丰满而身心健康、智能发达的个体。个体生命的意义，不仅是自觉、自悟、自立，而是发扬光大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养家而正风气，去治国而惠民众，去平天下而让众生得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