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对比于自然之“格物”或者“明德”、社会之“致知”、经济之“新民”来展现“力量模型”的科学理论，就会发现，无论古今中外，能够将理论的论述与客观的运行有机对应的，都是符合“道”之理的，即理论的创立、传播、实践、发展过程，都是在合乎宇宙人生真理的发展过程时，自然得到民众的拥护。如果此时又能够出现领袖人物与合乎时代要求的理论创新与社会组织、社会制度或者企业组织、企业制度，特别是商品与服务如果符合时代与民众的要求，理论的发展自然为群体所掌握。当然，只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理论才能够被群体掌握，才能化成无穷的物质力量。能够掌握群众的理论需要符合三个条件：
一是理论的先进性必须是建立在人类文明的科学成果上。理论不是一种虚拟的无用物，而是在有人类文明以来所有文明成果和现有科学理论的重构、创新、总结、提高，因此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古今中外理论成果的集大成。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继续者，就是以一种开放的理论心胸面对各种思潮，对于不同思潮的合理内核进行吸收、改造、重构与提高，从而形成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有所扬弃的理论发展科学关系。基于这样的看法，我们在探讨、提炼儒家成功学体系时，通过比较分析释、道两家有关理论，从中发现、扬弃、选择，从而突出了儒家成功学理论出彩的地方，并为构建符合中国资本市场需要的新经济理论服务。
二是理论的先进性必须与最广大人民群体的需要相一致。恩格斯认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所谓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体的利益，不仅是口号，而是实践。社会上人民大众的需要，与理论上讨论民众的需要，与政策提供者认为的群众的需要未必都一致，有时由于代表利益不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认知错位，是导致政策错位、政策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内在原因。与自然规律特别是时机相结合、与人性最基本的需求相对称的政策才能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比如，近期有人为隋炀帝翻案，其中一条就是隋炀帝的政策目标都是为了中华帝国的强盛，无论是大运河的修建还是东征高丽，都是当时时代的需要。但这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却忘记了，上述伟大的工程，可能是帝国最高当局的迫切需要，却不是当时老百姓的最迫切需要。由于帝国工程脱离了老百姓的需要，百姓只能用脚投票，反过来支持了隋朝的各色革命力量。
第二部《大学》：儒家的成功学模型三是理论的先进性必然与当时时空的结构相一致。所谓成功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讲的是能否成功达成理想目标，需要时与运的配合。中国古代人讲究成功的条件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命和运是时间结构概念；“风水”是地球物理的空间结构概念；积阴功是多做好事，讲的是内在道德的力量结构（正心诚意）；读书是增长知识，形成与客观世界对称的认知结构（格物致知）。如果五项条件不同时具备，就会出现理论早产或者落后的现象。理论早产，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古代西方也有这种现象，苏格拉底被毒杀与屈原的投江，现在看来都是很冤枉的事件，但当时的人们可能不这么想。比如，孔夫子的儒学理论在当时也吃力不讨好，孔夫子周游列国营销其理论并不成功，反过来进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改革，反而为中华文明树立了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