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背影：英雄辈出
正如前面所说，《大学》思想产生的时代是春秋战国之交，《大学》真正定稿可能直到西汉才完成。春秋时期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现代的学者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为止，称为“春秋时期”。
春秋战国之交，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暴。由于铁器的使用，生产力提高，剩余产出增多，可以养活有闲阶层。在这个时期，掌握知识但不掌握权力的“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他们不事生产，只是运用他们掌握的知识，不断进行自我营销，追求在社会上的成功。士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进入21世纪，在党的统一战线发展过程中，也对新的阶层进行了“统一”领导，新阶层中既有知识分子、民营企业家，也有白领人士，这些人表现为知识与财富的结合，有思想、有活力、进取心强、社会活动能力强。春秋战国时期，没有形成对“士”这一新阶层的统一领导，而是由“士”这群知识分子个体户，纵横诸侯间进行市场竞争。他们之间进行博弈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提供实用可行的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策略、政策、谋略与操作方案方面的较量，而不是提供具体的生产知识或者企业管理理论。
为此，我们先考察一下孔子的“教学大纲”就会明白，孔子是明确倾向于治国平天下的“复杂劳动”的训练，而不是相对简单的农业技艺的培训。我们这里先看看在《论语·子路》中记载的故事。
孔子有个弟子，名须，字子迟，通称樊迟。他曾向孔子请教耕种庄稼之事，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又向孔子学习种植树木之事，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圃。樊迟离开后，孔子对旁人说：“小人哉，樊须也。”
孔子认为社会应有劳心与劳力的分工，把统治者看作是劳心者，为仁人君子；被统治者看作是劳力者，为凡夫小人。孔子因此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事实上，孔子在2500多年前已经提出了劳心的脑力劳动与劳力的体力劳动的价值创造的不同。他的教育思想主张“学以致道”，“学而优则仕”，要求学生通过劳心即脑力的训练，通过自己的复杂劳动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孔子认为当时最复杂的劳动是治国安邦和经世济民的才能，即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樊迟本应当用心于“治国平天下”的学习，却想学习应由小人来做的耕稼等简单劳动，所以受到孔子斥责。从这个故事中反映出来的背景是，孔子在生产力提高的条件下，教导学生追求复杂劳动、创造更多价值，治国平天下的复杂劳动是最为广大的“亲民”服务。因此，孔子在当时反对学生为了自家一亩三分地进行有关农业生产技艺的培训，认为这是个人的小康追求，没有大出息的“小人”表现。
当然，春秋战国时期，追求并营销自己学问的复杂劳动价值而扩展其影响的不仅是儒家中的孔子、曾子、孟子、荀子，其他派别中的墨子、庄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纷纷出山，他们以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的名义活跃于当时的“国际舞台”。因此，我们看到《大学》的背影下，英雄辈出，各显神通，精英纷呈（见图1）。由于这些“士”们的出身不同，代表的阶级不同，立场不同，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方案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周游巡回各国“路演”自己的治国主张、外交战略，自卖自夸，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家，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团体的主张。图1《大学》产生的时空背景之一
大体说来，根据阶级立场决定阶级意识、社会地位决定社会思想的分析方法，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未掌权知识精英阶层的思想，墨家代表了下层百姓特别是手工业者的思想，道家代表了没落奴隶主贵族（没落权贵）的思想，法家代表了掌权的利益获得者（新兴权贵）的思想。由于其利益代表不同，士们的思想无法获得调和，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大变革过程中，就出现了各派营销其主义、争取获得诸侯的赏识并争夺其学生的现象。
由于法家在“短线操作”上有突出表现，在战国末期，法家一度出尽风头，获得了“涨停敢死队”的荣誉，横扫六合，统一中国过程中形成了法家的泡沫化。儒家在法家行情泡沫化过程中，历尽了“焚书坑儒”的人祸，在秦朝经历了摘牌退市的考验，终于在汉武帝时代实现了重新上市，以后虽然历尽劫波，但薪火不断，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究其原因，是因为儒家代表了人性中最善良、优秀、规范的部分，只要人性不泯灭，儒家就会有行情重新启动的时候。
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假设并大胆预测，《大学》可能就是在百家争鸣中、在与各派博弈中，儒家为了成功推销自己的主张而推出的系统的治国平天下的“大国管理学”思想。在春秋战国之交，谁能够提出完备的“平天下”方略，谁就可能一夜间成为诸侯的座上宾。
聪明的曾子为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有意将《大学》放在《礼记》中“借壳上市”。因为百家争鸣中无论提出什么主张，对于君主专制的维护是所有理论争鸣的起点，《礼记》通过系统的制度规范的论述，维护了当权者的利益。曾子将《大学》作为《礼记》的“成分”之一，是儒家成功营销自己成功学思想的高明策略。我们认为，宋代大儒朱熹是儒家思想的“炒股高手”和“投资银行家”，他成功地将《大学》分拆上市，正式成为“四书五经”之一，并通过他的集注进行重新包装。《大学》成为科举考试的必修课后，通过对以朱熹集注为标准的考试，《大学》正式成为平民百姓“成功”进入主流社会、成为国家不同层级的领导阶层的“敲门砖”之一，从而真正打破了门阀垄断统治中国上千年的历史。
这样看来，在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思想大解放运动中，儒家通过《大学》等专著向未掌权的精英阶层提供修身和治国的成功学教科书，以求通过思想训练和成功方法训练为未来各诸侯国“兼并天下”提供人才基础。同时，通过《大学》的系统论述，儒家成功推销自己的治国主张，因为只有儒家才是系统进行成功学的训练者。虽然孔子本人营销自己的实践不成功，但孔子的学生们却遍布在不同诸侯国的重要领导岗位，这是儒家为自己的理想不断营销自己的学问和成功学的结果。不过在当时，孔子的学生们太成功了，学生们的成功反过来影响了伟大思想家孔子自己的“职业生涯”，因为各诸侯国谁也不敢轻易重用孔子，他的学生在各国掌握实权，孔子再在自己的国家掌握大权，诸侯们就无法玩了。当然，我们不排除儒生们可能将儒学中的成功学思想和励志思想向诸侯推销的可能，希望通过儒学对无法无天、贪得无厌的诸侯们进行自我约束，成为“王道”的推行者，实现儒家天下大同的“理想国”。
当代，所谓的专家可以类比于春秋战国时代士的阶层。当代专家们分别存在于体制内外，以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等名义存在，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通过自己掌握的话语权，可以对政策、对制度等产生影响。由于不同的专家的地位、学识、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同一类专家，对于相同的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完全相左的看法。比如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宏观调控、对于社会制度的完善等，不同的经济学家（国际大投资银行、国内政府机构、商业机构、民间学者），都会提出自己的看法，新的百家争鸣正如火如荼地在当代中国进行，各方利益代表者都企图影响决策或者投资对策，从而取得对自己有利的地位或者有利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