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德金说：“问你个问题，我一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变成你的犹太牧师？”
“大概是因为你去上过犹太法典的课，”我说，“而且学了很久，很用功。”
“你知道，”他说，“我应该去当那种犹太牧师的。戴着无沿小圆帽，想不出答案的时候就捻捻胡子。不知道现在改行会不会太晚。”
“我想必须是犹太人才有资格。”
“应该有别的门路吧，我才不相信有那么严格。”他往后靠在椅子上，双手叠在颈后。“不过说真的，”他说，“为什么选我当你高层的朋友？当你的绦虫，深入纽约市警局官僚体系的内脏？”
“绦虫，”我说，“老天爷！”
他笑了。“你喜欢这个说法吗？我猜你会喜欢。我本来想说我是你的猫爪子，替你火中取栗子，不过我更喜欢绦虫。”
我们在中城北区分局的小组办公室里，乔旁边的桌子是空的。隔了两张桌子，矮胖的黑人警探贝拉米正在讯问一个瘦小的少年，那孩子是西班牙裔的，尖尖的下巴上挂着一把山羊胡，他正在抽烟，贝拉米则不停的煽着，想把烟雾从眼前赶走。
“四起凶杀案，”德金说，“最早的一起是十二年前，最近的是在二月。过去十二年多的时间里，有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被不同手法杀害，分布在全市不同的区域。我问自己，这些案子可能有什么共同点吗？你想知道我的想法吗？”
“什么想法？”
“所有的被害者都死了，没有人复活，就跟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一样。你记得电视节目《周末夜现场》播过吗？”
“有点印象。”
“从马德里现场转播——佛朗哥将军已死，没有复活。”他翻翻桌上的文件，“有了。卡尔·乌尔，在他西二十二街的公寓被情人杀害，被害人是同性恋，公寓现场显示出性施虐和受虐的生活方式，死者被手铐和皮带绑住。有多处伤口，生殖器和胸腔器官都被切掉了。这些资料你全要吗？”
“不，”我说，“大部分我都知道了，只是细节不太清楚而已，但我稍后可以看纪录。我想知道的是——”
“你想知道结案了没有，是吧？答案是没有。第十分局的人查过几个乌尔的熟人，不过那些家伙都被排除了涉案的可能性。他们偶尔也会逮到一个搞这套同性恋把戏玩得过火、把人家给整死的混混。然后他们就翻出所有没结案的档案，找出类似的受害者，想往那些嫌犯头上套。但到目前为止，卡尔·乌尔还是跟谁都不吻合。为什么？谁知道第十分局那些家伙为什么破不了案？”
“别管这些了。”我说，“凶手是这样找上乌尔的吗？就在西街的那些酒吧钓他？”
“不知道。也许凶手是背着魔术袋爬下烟囱的，我们不会想知道他是谁，除非他又再犯一次。可是他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说不定他死了。”
“你怎么会这样想？”
“我怎么会这样想？因为十二年前他就从事高风险的性行为，当时艾滋病毒在浴室和密室酒吧里到处传播，可是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更别说要提防了。那个杀了乌尔的人说不定早就感染了病毒，就像他用小刀杀害人一样的死过五十次了，等他感染并且到处散播时，他自己也因此而死了。”
“他有精液留下吗？”
“没有，他打包回家喂狗了。”他拿起报告扫视一眼，“据说被害者的腹部有精液，可能是乌尔的，反正和他的血型符合。但当时没有DNA测试，这些年办案科学已经进步得多了，老兄。”
“是的。”
“这也是谋杀案再也不能逃过法网的原因。你刚刚问什么，问凶手有没有留下精液是吧？你有什么线索吗？”
“什么也没有，”我说，“只是很好奇，不知道有没有任何具体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有过性关系。”
“哦，他们谈起这些话题可不像在聊天气。这些玩性施虐和受虐游戏的家伙，他们所说的性可能跟你我的概念不同。我碰过一个案子，两个男孩儿有关系，他们的做法是，其中一个会到另外一个的公寓，听话地脱光衣服清洗马桶。不是用舌头或什么的，就是用清洁剂和一卷纸巾清马桶而已。而另外一个刚坐在客厅看欧普拉谈话秀节目。之后他会检查马桶，骂那个清马桶的几句难听话，然后把他赶走。这就像你我请清洁工来，等她做完不给钱，还骂她是个蠢货，叫她赶快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