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住房形势会呈现出如上文所说的那样一种状态，大多数城市房价并不高，而只有少数大城市及沿海地区的城市房价特别高？这与中国的人口迁移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由于他们迁移的方向。
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种人口的迁移，造就了今天我们东部沿海大多数城市的住房高需求，再加上这部分城市的低供给，共同造就了这些城市的高房价。
早在2002年的时候，我就与著名经济学家、当时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先生合作发表过一篇文章《迁移，为了富裕的梦想》。比较骄傲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纪初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提出了人口将进一步向东南沿海地区迁移的论断。在这之后，我注意到又有一些其他经济学家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事实证明，在这近十年的时间里，又有数以千万乃至亿计的中国人从内地迁移到了适合他们工作生活的地方，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证明人口沿海而居确实是发展的规律。
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种人口的迁移，造就了今天我们东部沿海大多数城市的住房高需求，再加上这部分城市的低供给，共同造就了这些城市的高房价。
实际上，人口的迁移从来都是最普通最正常的人类活动之一，只是当人口有规律大规模地向某些地区迁移的时候，就有些不同寻常了。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移民浪潮，且大多对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正面影响。解放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约束，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不存在大规模迁移的现象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管理的逐步放开，加之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人口迁移再次成为中国突出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但是由于严格的人口管理政策，中国的人口迁移多数还是以一种非法定状态和不被承认的样貌出现，这些已经在大城市扎根的人口被称为流动人口，遍布的流动人口基本上反映了我国人口迁移的现状。
到今天，无论现实观察还是统计数据都清楚地显示，中国流动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流向了东南沿海地区，跨省流动的人口中流向的省市除北京外，其他大多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许多人始终将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归因于国家改革开放之初实行的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政策，而对这一地区先天的禀赋优势则强调得过少。事实上，后一个原因才是关键。沿海地区的发展是真正建立在内生性的基础之上的。有人预言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中国的产业会逐步向内陆地区转移。这一基于“梯度发展理论”的推想理由是，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必然会上升，从而挤压沿海的产业逐步向内陆地区迁移。然而实际上，东部的非熟练劳动力的价格并不比西部高多少。东部地区还有大量闲置的农业用地可供工业开发，土地成本反而更低，加上东部广大的现成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使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下降。在可预见的未来，沿海的发展速度仍会快于西部。
沿海地区发达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发达繁荣的地方几乎都位于沿海地区，这绝不是巧合。
现代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社会分工和贸易的基础上，有贸易必然要有运输，而海路航运是成本最低廉的一种运输方式。这也就是大量企业为什么愿意选址在沿海地区的原因，在沿海建立企业往往可以大大节省运费。大量企业集聚，又可以发挥产业集群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除此之外，现代工业有时候不可避免会有污染产生。在无法避免污染的情况下，沿海排到大海中要比排到下游要人畜饮用的大河中危害要小得多。
因此，工业的布局，导致世界人口的分布越来越呈现向沿海地区集中的趋势，从根本上说是处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分布都是很不平衡的，往往是少数地方承载整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
比如日本，国土面积不足我国领土面积的1/20，人口却有126亿。日本政府也曾一直在努力“谋求均衡地利用”全部国土，包括曾大力发展北海道地区；但其人口仍迅速向以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为主的三大都市圈及北九州等城市迁移集中。2000年，东京圈、名古屋圈、关西圈(三级都市圈)，以1033％的面积聚集日本4673％的人口，也就是说以1/10的国土容纳了近一半的国民。与之相反的是占日本国土面积21%的北海道，人口如今却仅占日本总人口的45%，经济发展也相对落后。美国也同样存在着人口分布不均的现象，人口多集中在都市连绵带，但这些似乎并没有对经济发展造成阻碍。
因此，对国家来说，人口分布不均十分正常，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坏事。我国人口的迁移和日益集中还与目前正大力推进的城市化密不可分。
城市化的真谛便是在相对狭小的面积内集聚大量的人口和工商业。这样，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引起的巨大成本，分摊到每个人和每个企业身上，就变得可以接受；比较密集的人口又可为各行各业提供就近的、现成的和广阔的市场,使它们的平均生产成本进一步下降。各类人才和知识、信息的集中，又会促进生产力的进步。
这就是城市的集聚效应。只要一个新的移民或企业的迁入使成本上升小于其带来的效益，城市就仍然存在内在的扩大冲动，并在市场导向的经济中积聚越来越多的人口。
相对于我国的人口总量，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人口的密集度还远未达到一种更为集中、更加规模化和城市化的程度。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它可以成为世界最重要的都市圈，吸纳远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
但是，如果将长江三角洲严格定义为苏南、浙北，则总面积约为78万平方公里，目前的人口密度还远远低于日本东京地区的每平方公里5517人。设想以中国的总人口届时将达16亿计，如果这一地区能够承载中国总人口的14%，就将达到224亿人口。
中国的人口为世界之最，而长江三角的位置和水资源优势亦可算得天独厚，这样的人口密度并不算高。按照类似的算法，珠江三角洲和其他的一些沿海地带及京津唐地区，都能从全国吸收大量的人口。如果允许并鼓励这种人口吸纳行为，就会解决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优化中国的人口分布，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因此，中国人口大迁移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完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今后的几十年中，中国有一个极好的机会优化人口分布：大部分人口不再被逼绑在贫瘠的土地上，他们可以离开土地，在工业和服务业中谋生。当然，他们的首选是向水源充沛、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发达、经济繁荣的沿海地区移动。
有调查指出，中国80%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都生活在生态环境有问题的地方，有的地方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大量增长的人口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使生态环境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将这些地区的人口迁移出去，无疑是最彻底的解决办法。
我国正在实施的生态移民战略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现有情况看，其规模还应当加大，速度还应当加快。
除那些贫瘠地区之外，许多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内陆地区之所以也会有相当多的人选择出外打工，是因为当单位土地上承受了过多的人口，而又缺少产业生长的土壤时，人们就无法富裕，外出打工于是成了唯一选择。
我国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主导性和有竞争力的产业仍为低级制造业，这决定了我们对顺畅而低廉的海运的继续依赖，工业分布也会更加依赖海港的分布。沿海地区必将吸呐更多的人口，提供更多劳动报酬较高的非农工作机会。这样，既满足了这些地区产业对劳动的巨大需求，而他们所遗留的土地资源也可以分配给留下的人群使用，提高其拥有土地的规模。
这样无论对迁出的还是留居的，生活都会变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