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即位时年仅18岁。直到8月份，伦敦才收到广州争端的报告。交通不断改善，但广州与伦敦之间的联络仍然不畅通，这次公函往来花了4个月时间。对于一个疲惫不堪的政府而言，义律传来的消息无异又增添了一重重负。在国内，宪章主义者的骚动方兴未艾，要求扩大选举权，实行选举改革；在国外，法国人在中东陷入僵局，他们在那里的被保护人穆罕默德·阿里正热衷于分裂土耳其帝国；在中国，明托的这位侄儿要求进行一次耗资巨大的远征 “应该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 而他本人已经欠下英国商人200万英镑之巨的债务。
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战争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外交手段。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战争似乎更是个属于会计部门的问题。政府充分讨论了义律的建议，认为不可能用公款来补偿遵照义律的命令交出鸦片的商人。政府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因为本已不平衡的预算中，此时又增加了“便士邮政”的开支；增税也不可行，因为这几乎肯定会导致托利党重新上台。从理论上说，政府本可以丢车保帅，抛弃义律，拒偿债务。只是这种做法对于辉格党政府而言同89样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因为作为狂热的辉格党人，义律家族名声在外，义律上校的两位堂兄弟，明托和奥克兰，都是内阁成员，内政大臣约翰·罗素勋爵还爱上了明托的女儿范妮。最明智的做法是，先让商人们自作自受，等政府的财政状况好转之后，再通过谈判达成一项补偿金额大大低于原先数额的协议。（后来的事实表明，数年之内，贸易利润就完全弥补了损失。）
问题是，这个办法在当时看起来行不通，因为有报告说广州的贸易完全中断了，而巴麦尊身边一些有权势者极力支持商人的要求。若要理解英国的目标，就必须提及外交大臣收到的一份至关重要的建议书。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被要求提供对策，1839年11月2日，协会向巴麦尊提交了一份长篇建议函。协会认为，重要的是，英国代表应获准以平等方式直接与中国当局交涉，必须开放除广州以外的指定口岸通商贸易。如果这一点未能获准，那么，英国“应以购买或其他方式获得一座岛屿的割让”。57
协会准备同意英国臣民服从中国法律，原则是“个人自负其责，不得良莠不分，伤及无辜”，这样一来等于是放任冒险分子从事鸦片贸易。协会在备忘录附录中详尽开列了把中华帝国带到谈判桌前所需的兵力：两艘战列舰、两艘大型巡洋舰、两艘小巡洋舰，包括汽船在内的一些小型船只，2540名水手和水兵。
鸦片问题是协会备忘录中最重要的部分。备忘录完全同意，一旦中国政府真诚希望禁绝鸦片贸易，就必须遵从中国的决定：“我们不希望直接被视为我们是在建议无视中国政府的正式反对，继续该项贸易。我们完全准备承认，倘若中国坚持禁止鸦片输入，英国商人在今后从事对华贸易时，便应当遵循那个国家针对这项货物的法律，不得请求大不列颠王国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帮助违反这些法律的英国臣民”。巴麦尊全盘采纳了协会的上述建议，这清楚地表明继续鸦片贸易并非英国政策的组成部分。
90为了给这份备忘录造势，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进行游说。代表团以银行家、辉格党议员约翰·阿贝尔·史密斯为首，他代表怡和洋行。代表团最重要的成员正是“铁头老鼠”威廉·查顿本人，查顿不久后便当选为阿什伯顿的辉格党议员。与查顿同行的有马地臣和胡夏米，后者曾是“阿美士德夫人”号的大班。三人从中国出发，前往伦敦声援他们的事业。在政府赔偿鸦片烟款问题上，代表团未能劝说巴麦尊勋爵让步，但他们成功地让巴麦尊相信，不费多少力气便可以强迫中国人做出赔偿。他们还提出了迫使中国人赔偿的切实可行的意见。查顿详尽报告了目前广州局势的背景，还补充了一些非常明确的建议，外交大臣对这些建议极为关注。3年后，和平达成之际，巴麦尊致函约翰·阿贝尔·史密斯，承认自己从史密斯和查顿那里受益匪浅：“我们之所以能够就我国对华军事和外交事务发出详尽训令，并达致圆满结果，主要是由于您和查顿先生惠予协助并提供情报 毫无疑问，这个事件开辟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新纪元，必将为英国商业利益带来极为重大的益处”（1842年11月28日）。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