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疏通 格兰特本人渴望在印度谋得一个职位，与公司董事会公开争吵对他不利 最终达成了协定。公司“以最适当的速度”停止在印度和中国的一切贸易活动；出售公司“在国内外的全部货物、库存和财产”。作为回报，股东将得到利息5%的63万英镑可兑现年金。
1833年7月26日的下院辩论只是走走过场而已，但两名议员分别指出了同样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坚定的老派托利党人英记利士爵士担心，“由于欧洲人缺乏一个公正的权力机关，贸易有中断的危险”。英记利士在下院的对手、南汉普郡议员乔治·斯当东爵士支持他的观点，后者就是那位幼年时与父亲一道随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并用汉语同乾隆皇帝闲聊的乔治·托马斯。斯当东预言，中国当局与外国商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除非派驻某个更高的权威，一位公共代表，到那里对双方进行监督”。他的看法十分正确，但他的警告如泥牛入海；只有少数议员听他演说，由于不足法定人数，他被迫提前结束了演说。
61查理·格兰特不耐烦地表示同意：“我无需指明 必须向广州派驻一位或若干位由王室委任、依法赋予监督所有英国臣民的充分权力的官员”，这项提案在昏昏欲睡的下院及时获得通过。麦考莱评论说：“下院既没有时间，也不了解情况，更没有兴趣 几位议员睡着了，要么看上去像是睡着了。”
在马地臣热情洋溢的文章的影响下，就连广州商人也赞同派遣一名英国代表，但不是为了监督他们自己的行为，而是为了强迫中国人放弃限制措施，转而采取现代的做法。“我们必须”，查顿坚持认为，“与这些天朝的野蛮人达成一项贸易章程 我们有权要求公正的贸易协定”。47
这个要求在白厅是无法解决的，查顿听说一名海军军官被中国人逮捕并铐上手铐后，恼火地表示：“希望国王陛下最忠实的大臣也尝一尝铁镣的滋味”。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