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相隔十年，二十五岁的曹禺，在他第二部剧作《日出》里，写出了出走了的陈白露不得不堕落的悲剧。
这两个不同年代的“书香门第”出身的“洋学生”、“新女性”都倔强地追求过：“我是我自己的”。结果，一个“回来了”，一个“堕落了”，并且双双走向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鲁迅先生的预见，果然成了她们的谶语。
为什么两代作家关注同样的社会问题，表现着相同命运的人物？这说明，在反动统治下，缓慢得几乎停滞的社会进程中，当时煎熬鲁迅先生的社会悲剧并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十年之后，它又撞击着曹禺年轻而敏感的心使表现它们成为他“一种感情的迫切需要”，这也说明年轻的曹禺的思想倾向与爱憎和以鲁迅为首的先辈们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在他的这些作品里跳动着的时代脉搏，同时又是鲁迅先生某些作品主题思想的延续。
不论过去的一些论者和史家为誉为毁，时间冲刷掉了一切不实之词。人们看见的是自从《雷雨》的出现，把中国的话剧艺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雷雨》开拓了新的领域。这里不仅有过去没有表现过的人物和生活，而且在艺术上也给人前所未有的享受和再创造的满足。
一个看起来只是一出“家庭悲剧”的《雷雨》，不仅反映了深广的社会内容和复杂尖锐的社会冲突，而且它引进了“新”的人物，出现了不朽的典型。这也正是《雷雨》吸引力和生命力的所在。
在《雷雨》之前，我们的文学艺术中，成功地刻画过官僚、买办、封建老太爷。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加速殖民地化而产生的一个新的反动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即集官僚、买办、封建势力于一身的“三位一体”的杂种，却是在《雷雨》里第一次得到表现，那就是君临一切的统治阶级的当权派——周朴园。
蘩漪和周萍，则是新旧交替时代矛盾冲突的产物。这种冲突又深刻地反映在他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中，形成了两个精神世界十分复杂、性格鲜明的生动形象，他们在中国文学和话剧中是罕见的。鲁妈（即侍萍——引者注）则是祥林嫂在城市的姐妹，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她遭受的打击更为可怕，她的命运也更加不幸。作者写了她从“认命”到抗议“不公平的命”的心理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