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这种规避策略是如何与法律制裁相冲突，并不是件难事。行政官判处罪犯戴两个月的木枷，只有到晚上才能取下。但是只要“在最能发挥效益的地方”花上几个钱，命令也就仅执行到这种程度，即只在行政官出入衙门时，犯入才装模作样的戴上木枷。其它时间，全都可以解除这个令人厌恶的负担。那么，行政官是不是并不知道，贿赂将使得判决无效，他是否应该及时返回，以便抓住违背命令的明显证据呢?事实上绝非如此，行政官本人就是一个中国人，他明白判决一旦作出，就不会得到重视。正因为他心里明白这一点，就把刑期拉长一倍。正如外国人的不断观察所证实的，这只是各部门官员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一个例子。上级指示下属说，要晓得该采取某一步骤了。下属尊敬地报告说，已经采取了。事实上，这期间什么步骤也没采取，在许多情况下，事情到此结束。但是如果有一个部门不断地施加压力，命令又紧急，下属就会把这种压力转嫁给更下一级的官员，并把责备也转嫁过去，直到这种压力耗尽为止，随后，一切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这就是所谓的“改革”，人们时常看以这类大规模的“改革”活动，例如抽疯式地一阵阵地限制买卖鸦片和种植鸦片，其改革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无疑，对某些人来说，中国人似乎是最“固执”的民族了，我们用“柔顺的”这样一个形容词，修饰概括中国人特性“顽固性”一词，是特别不恰当的。不过，我们必须重申这个信念：中国人远远不是最固执的民族，事实上，他们远不如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固执。我们说中国人“柔顺”，是因为他们在像骡马一样“坚硬”的性格中，还混合着一种屈从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时常缺乏的。
中国人会通情达理、不失风度地接受别人的指责，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能够说明中国人“柔顺的”天性。而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已失去这门艺术，或者，就从来没有发现这门艺术。但是中国人却能耐心地全神贯注地，甚而诚心诚意地听你指出他的不足之处，高兴地表示赞成，进而说：“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或许，他甚至会感谢你善良地对待他这样一个卑微的人，并保证，你指出的那些缺点，他将立即、彻底、永久地改正。你非常清楚，这些动听的保证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然而，尽管这些保证是空泛性的，不会使他们的缺点从本质上得到改正，却不能不使你的怒气平息下来，而这，如果你注意的话，正是他们做保证时所期望达到的目的。
有人把中国人比为竹子，很少有比这更一针见血的比拟了。竹子典雅，哪儿都可以用，柔顺，而又空洞。东风吹来，它向西弯曲，西风吹来，它又向东弯曲。没风的时候，它就一点不弯。竹子是草本植物。然而草容易打成结，竹子却尽管柔顺，也很难打成结。人的头发是再柔顺不过了，它能够拉长，可是一旦失去拉力，就立即缩回去了。头发单凭自己的重量，可以倒向任何方向。许多人头上都有那么一片头发，长得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一般不能做任何梳整。俗话说，这片头发像“牛舔过似的”，因为不能控制，所以其它头发，不管多少，都得依这簇头发的方向梳整。如果把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看作是一个头，把各个民族看成是头发，那么，中国民族就是古老的牛舔过的那一块，能够梳理，修剪，还可能刮掉，但是长出的头发仍和以前的一样，总的方向不可能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