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最反对的是那种自我满足、安于现状的人，他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他反对知足长乐，认为“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沿国平天下的大经路”，为此以讽刺的笔调写了《安贫乐道法》。至于史密斯批评的中国人麻木不仁，更是使鲁迅痛心疾首的民族的病根，他就因为在幻灯片上看到许多中国人围着欣赏自己同胞被人杀头的情景，这才中止学医的，鲁迅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后来他在中篇《阿Q正传》和短篇《示众》里，都曾形象地描绘了欣赏杀头的麻木而无知的群众的场面。此外，比如史密斯批评中国人浪费是间、提倡忍受、猜忌连坐、繁文缛节……也都可以在鲁迅的文章里找到鞭挞的痕迹。史密斯同时讲了一些中国民族性的优点，如勤劳、节俭等等，显然，他批评的缺点有些也难以使人同意，鲁迅并没有全部接受它。
鲁迅曾称猛烈地攻击本国缺点的厨川白村为“霹雳手”，并认为他所狙击的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但他又说：“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也终于不缠足。”瑕中觅瑜，将两者对照一下，很可以看出他重视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从年轻时阅读它，到晚年仍希望有人将它译出的本意了。在我们眼前展示着一颗永远跳动着的伟大的心。
现在，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已由张梦阳等同志译出，并即将由出版社出版了。不仅鲁迅的期待得到满足，而且经过分析、自省“明白那几点说的对”，正可以作为变革的参考。我赞成鲁迅的意见，不论有多大缺点，我们“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1988年4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