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唐弢(2)

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呢?

鲁迅在留学时期研究过国民性问题。根据许寿裳的回忆,他探索了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些都和中国人的气质有关。以后他写小说《狂人日记》,写《阿Q正传》,写《药》,写《孔乙己》、《高老夫子》、《肥皂》、《白光》,写《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弟兄》,以及将近二百万字的短小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的写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他描绘了怎样的是中国人,另一方面,又暗示了中国人应当是怎样的,他开掘着,开掘着,直至掘到了中国人的灵魂。而我以为,鲁迅作品之所以深刻,就深刻在这方面:写出了人———或者说中国人的一些内在的东西。

鲁迅没有全然同意史密斯的批评,并且说他“错误亦多”;但对有些意见却表示首肯,也许还有同感。比如史密斯说中国人爱顾全“面子”,只要“给了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办。鲁迅对此发表过相似的见解。二十年代初在答复日文《北京周报》的访问时,他就谈到了《“面子”和“门钱”》,三十年代中期又写了《说“面子”》一文,指出:“要面子”也容易变成“不要脸”,两者有时很难分辨。使他担心的是:外国人注重实际,似乎“想专将‘面子’给我们”。涉及“面子”的话,还可以从鲁迅的文章里找出许多来。史密斯批评中国人因循保守。鲁迅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互相欺瞒。鲁迅说过:“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不求甚解。鲁迅最讨厌的是那种模模糊糊、随波逐流的人,他说“假使有一个人,在路上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史密斯批评中国人知足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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