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呢?
鲁迅在留学时期研究过国民性问题。根据许寿裳的回忆，他探索了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些都和中国人的气质有关。以后他写小说《狂人日记》，写《阿Q正传》，写《药》，写《孔乙己》、《高老夫子》、《肥皂》、《白光》，写《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弟兄》，以及将近二百万字的短小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的写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他描绘了怎样的是中国人，另一方面，又暗示了中国人应当是怎样的，他开掘着，开掘着，直至掘到了中国人的灵魂。而我以为，鲁迅作品之所以深刻，就深刻在这方面：写出了人———或者说中国人的一些内在的东西。
鲁迅没有全然同意史密斯的批评，并且说他“错误亦多”；但对有些意见却表示首肯，也许还有同感。比如史密斯说中国人爱顾全“面子”，只要“给了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办。鲁迅对此发表过相似的见解。二十年代初在答复日文《北京周报》的访问时，他就谈到了《“面子”和“门钱”》，三十年代中期又写了《说“面子”》一文，指出：“要面子”也容易变成“不要脸”，两者有时很难分辨。使他担心的是：外国人注重实际，似乎“想专将‘面子’给我们”。涉及“面子”的话，还可以从鲁迅的文章里找出许多来。史密斯批评中国人因循保守。鲁迅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互相欺瞒。鲁迅说过：“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不求甚解。鲁迅最讨厌的是那种模模糊糊、随波逐流的人，他说“假使有一个人，在路上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史密斯批评中国人知足长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