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篇﹞
中国文明在复苏。首先要恢复士的自觉。
士的自觉，在于视野；因视野辽阔，故不拘于窄隘之地。士的自觉，在于格局；因格局宏大，故不执于六尺之躯，虽恶衣恶食，亦不足为耻。
晚周诸子，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士，他们是国士，更是天下士。他们志在天下，不斤斤于拘隘的地域国家。因不拘隘，故孔子离鲁而周游列国，冀望一展政治抱负，没人会訾议他为“鲁奸”；而孟子去邹而游于齐、梁，对齐、梁之君大谈王天下之道，也没人骂他“叛邹”，更没人怀疑他要“篡周”。同样的道理，屈原因贵族出身，对楚国情感甚深，其惓惓难舍，终至以身相殉，大家可以理解，也替他惋惜，却不觉得需要向他学习。
中国读书人这士的自觉，历数千年，始终不辍。有此自觉，中国文明遂得以屡仆屡起；有此自觉，遂使中国文明向来是，有亡国家，而无亡天下。
这士的传统，虽以晚周为盛，但后代仍旧不绝如缕；直至五四运动，这士的传统，方告断裂。五四因为“全盘西化”，而西方无此传统，士便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以知识学问为业，也关心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乍看之下，与士相侔；但二者，其实不同。
不同之一，士以天下为己任，迥异于知识分子的动辄强调民族（国族）主义。士当然会有民族意识，却不落于民族（国族）主义。士的民族意识，只可以是种清朗的情感，不溺于情，不会有近代知识分子“献身”民族主义的种种举动。究极说，所有的“献身”，不管对象是民族，是革命，或是各种主义，都是一种难以自知的巫魇。看来再如何伟大，但最终招来的，仍是不祥。
士的民族意识，毋宁是文明的。孔子严华夷之辨，无关种族，只是区别了文明与无明。孔子关心礼乐文明之重建，却不在意鲁国是否强大；同理，孔子称许管仲，也只因管仲维系华夏文明于不墬。对士而言，文明广被，泽及八荒，那才叫王天下。近代知识分子以传统文化为阻碍国家强大的绊脚石，必将自家文明去之而后快。这种视国家民族于文明之上的，只可以是知识分子，不可能是士。
士与知识分子，不同之二，是孔子所强调的，“士志于道”。中国文明，由“道”总绾，向来文、史、哲、艺、道一体。士为文明之载体，故必志于道。但知识分子不然；他们可以是专家学者，可以是博雅多闻，然而，他们没有“道”的自觉。因为，在西方神圣与世俗二元论的传统里，“道”属于宗教，是神职教士之事，那无关乎知识分子。
中国文明没有这种二元分割，“士志于道”，“道”本修行之事，对士而言，志在天下与一己修身，两者本为一体；澄清天下与自家安顿，原是一而二，二而一。在中国文明里，志士的一生，就是一生的修行。
知识分子会因不公不义而浮躁难安，也会因社会乱象而愤懑怨怼，更会为了忧心时局而郁郁难解。但，士不然。“士志于道”，志士心里明白，士之首务，是自己心中，时时都要有个清平世界；如果自身都不得清安，如何期盼使天下人清安？一如孔子当年，外头的干戈，列国的倾轧，终究撼动不了他心头礼乐的风景明丽。那心头撼动不了的孔子，才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两千多年来，因为孔子心头的风景明丽，因为孔子的笃定自在，遂有中国文明的恒亘绵常。而今往后呢？中国文明在复苏，我们也期待着士的新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