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利夫兰的时候，我曾参与过一桩与歹徒谈判人质问题的案件。当时一名持枪的黑人挟持一位警官和一个17岁的姑娘，三个人躲在沃伦维里高地的警察局内。我们要把这三个人带到外面，好避免发生流血事件。歹徒向媒体通告了他的要求：所有白种人立刻离开这地球，并要求和卡特总统商谈。
显然这要求是无理取闹，谁也没办法答应。正当我在临时指挥所里想办法的时候，忽然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有个大人物想和我谈话，我接听后才知道对方是总统的新闻秘书裘迪·鲍威尔（Jody Powell），他对我说白宫已了解这里的情况，并说卡特总统愿意和这名"恐怖分子"谈谈。我吃了一惊，然后告诉鲍威尔，克利夫兰并没有什么"恐怖分子"，我还很礼貌地对他撒了个谎，说我们无法和歹徒接通电话，并说了一通如有需要我会请求总统出面的废话。最后，这起事件没有流一滴血，和平解决了，当然总统最终也没有出场。
1977年的时候，我主持局内人质谈判的训练工作仅有两年，但从此之后，只要发生了人质事件，谈判总有我的参与。比如，1978年恐怖分子的首脑劫持沙漠里的原子设备案件；80年代初期的布拉夕湖事件等。我处理这些案子的过程后来都成为谈判教材，很多国内外的执法人员都参加过以此为教材的谈判训练，学习如何与挟持人质的罪犯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
授课的时候，我都是扮演恐怖分子的首脑，我劫持了一个大巴车上的人（比如说来访的外宾与科学家），我把人质挟持到某个偏僻的农场或滑雪场，为了达到训练效果，我们都是用真枪实弹。我会要求他们提供一架开往国外的飞机，并要求降落在最近的机场。一旦演习开始，我们都非常认真。特勤局、中央情报局与英国的特勤队都曾加入这些演习行动，情节逼真得使许多参与者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 --人质由于认同挟持者而与他们同仇敌忾，共同合作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扮演谈判专家的都是我的学生，演习结束后他们经常抱怨我太难缠了，因为他们的每一个把戏都瞒不过我，但这些演习大部分最终都是邪不胜正的结局，人质被解救，而我们这些恐怖分子则被当场击毙。
因为演戏最终我大多会被击毙，反而让我更加意识到人质谈判是非常必要而且紧迫的。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由于我重复相同的课程时间太长，自己都有点忍受不了，因此很希望有新的挑战。但是警察学院非常保守，这也是官僚组织的一贯特征，他们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创新，只是依赖自己既有的规章制度，联邦调查局也是如此。在口头上，他们会鼓励老师们改进自己的授课技巧和专业知识，但制度让大多数老师固步自封，只是一味地教授那些经典案例，使用的也是千篇一律的公式化教学方法。我的同事约翰·民德曼（John Minderman）把这些人称为"老油条"，就是说他们不求进取，毫无理想。民德曼以前是旧金山的摩托骑警，他教会我很多与警察学院打交道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