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没人接听的电话--《家族合唱》创作始末
五岁那年，我问母亲，我在哪里出生。“嘉义病院。”嘉义病院我知道，从家里走十分钟就可以到。我又问，我出生时怎么样？“很乖，每次抱你躲到地下室，都不哭。”为什么到地下室？“外面乱了。”她说。
六岁那年，我从五斗柜翻出照相簿，赫然发现母亲穿着和服，父亲披着黑斗篷站在大学门口，像日本片里的俳优。母亲只说那是在东京拍的。她笑着把照相簿收起来，叫我以后不要乱翻。再看到母亲的相簿，是我三十岁以后的事。
隔壁洪先生是远房堂叔，留学大陆，婶婶穿着阴丹士林布的旗袍。他们家的相簿另有一番风景。婶婶指点照片，告诉我一些奇怪的地名：北海、天桥、颐和园……婶婶天天下面条，也常包饺子。母亲爱煎菜脯蛋，有时用黄萝卜和肉松卷寿司给我们吃。小孩看电影不用票，大家族里大人多，我常上电影院。父母亲带我看《丹下左膳》、《翠堤春晓》。婶婶带我去看了一部国语片，有个大眼睛姑娘动不动就甩辫子，一直在喊：“爷爷！爷爷！”多年之后，我才发现那是沈从文《边城》改编的《翠翠》，林黛的成名作。
“外面乱了。”母亲说。多年之后，我才发现我出生不久后的那个动乱，便是“二二八”。
“二二八”，我模模糊糊知道一点。族里那位三十岁就哭坏身体，哭白了头发的三婶仔的先生，我的堂叔，就在“二二八”后无故失踪。直到去世之前，她始终相信，门开处，他就要回来。夜深后，在我昏睡后又惊醒的迷蒙里，大人压低声音，夹着叹息，谈起嘉义驿前的枪决。
